仲秋前夜，与三五老友相约小酌。酒喝的甚杂，既牛饮了葡萄美酒，又浅尝了老友自酿的米酒，后兴致起了，又连浮数大白久不敢碰的黑黄啤水，真好一个惬意了得。席间，有一“老克勒”，序齿略长，相交二十载，虽学多相牾，但相谈多有相惜。有酒自然少不了闲扯，偶从《史记》聊到了华夏文明西来一说。克勒兄是资深文青，自然是从文明三大特征聊到“青铜之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按惯例，克勒兄支持的，我是必须“反对”的，否则这天就没法聊了。于是乎趁着酒兴，从华夏文化多元论说到“文字传播链”，估计自个酒后那副“德行”也该是声音洪亮、据“理”力争了。一觉醒来，其他话题似乎都随着酒劲过去了，只有这文明西来的话题还萦绕脑中。也罢，今天就扯扯文明西来说。

一、你也来，他也来，总之都是从西来

      华夏文明西来可不是个新鲜的学说，从17世纪中叶就开始有这个调调了。而且学派纷杂，主要代表有四家。

1. 埃及迁来说

      这一学说，可以追溯的始作俑者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德国耶稣会教士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又译作基尔什尔、柯切尔），这位珂雪教士是罗马学院的教授，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音乐、语言、文字学和历史学上颇有建树。每当科学进入新领域或者在教会面临科学的挑战时，珂雪往往凭借着个人超凡的、领先的综合学术知识，帮助教宗和教廷应对危机，因此又被称为“教宗在科学领域的救火队”。珂雪最权威的领域是埃及学，其对埃及圣书体的研究为最终破译埃及文字奠定了基石。1654 年，珂雪出版了其传世名作《埃及之谜》，其中部分内容提到了他的一个设想，即中国文明源自埃及。

      1667年，珂雪将其多年对中国的研究成果集合出版，取名为《中国图说》。当然作为教士，珂雪首先从《圣经》中寻取证据。他认为中国人是逃过大洪水的诺亚次子闪的后裔，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迁移到中国大地。立论证据是文字，“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 故其书法亦一遵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自各种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藉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1]。

      1716 年，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Huet，又译尤埃）又根据风俗提出“中国人对与本族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而尤足以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异……”[2] 。1758 年，法国汉学家德经（M de Guignes，又译岐尼或德基涅）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一文中宣称：“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弁诸中国史之首而已”[3]。

      这派学者还有不少，简单来说，埃及迁来说认为因为埃及的圣书体和中国的甲骨文都是通过模仿自然而产生的象形文字，而圣书体出现在公元前30世纪，甲骨文出现在公元前14世纪，所以中国文明是埃及文明迁来的。同时伴随着对中国风俗的想象和发挥，逐渐叠加所谓的证据。有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终击败埃及迁来说的恰恰是珂雪教士最为引以为傲的领域——圣书体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随着圣书体文字的解码和对古埃及语研究不断的深入，最终学术界达成了圣书体与甲骨文是相似而非同源文字的结论，也最终确立了汉字作为世界四大自源文字的地位。埃及迁来说也随之成为了历史的尘埃，除了个别博眼球的网文偶有引用外，已不付一见。

2.印度迁来说

      第二个粉墨登场的西来说是印度迁来说。许多网文将这一学说归入法国贵族约瑟夫·阿瑟·戈宾诺（A. de Gobineau，又译作哥比诺）的名下。其实这一学说，最早的倡导者是号称“东方琼斯”的英国语言天才威廉·琼斯。威廉·琼斯会说28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他在语言学上的成就有二点，一是翻译和注释了大量东方典籍，其中包括整本的《摩奴法典》和节选的《诗经》。二是提出了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同源的假设，这也就是后来“印欧语系”这一学说的源头。特别是印欧语同源说，颠覆了“汉语是人类始祖语”这一欧洲当时颇为流行的学说，直接将汉字贬入了“死文字”的队列。同时，琼斯凭借自己对印度文化的理解提出了汉字是派生语、中国思想和宗教结构近似印度、儒家思想来自于《摩奴法典》、中国人是婆罗门一个名为“支那斯”（Chinas）的部落与鞑靼人杂交的后代等诸多假说。1790年，琼斯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第七次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人》的演讲，这次他从人种学的角度探讨华夏民族的起源，“阿拉伯人和鞑靼人原来是不同的民族，而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是自古代另外的源头发展延续下来的，这全部的三支也许都可以追溯到伊朗，那是一个共同的中心”[4]。

      1853 年，戈宾诺伯爵发表了《人种不平等论》一文，在书中戈宾诺断言白色人种比其他人种优越，并称雅利安人代表文明之最高峰。换句话说就是种族成分决定文明命运，也就是赤裸裸的种族论者。在书中，戈宾诺也提到了他眼中的中国文明起源假设：“一切均足以证明《摩奴法典》所言之无误，而且因之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实由印度英雄时代后一种民族——即白色雅利安种之首陀罗人——传入之。而中国神话之盘古实即此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之酋长，或诸酋长之一。或即白色人种之人格化；正与此前此一群印度人之迁入尼罗河上流同”[5]。《人种不平等论》的论点深刻影响了威廉·理查德·瓦格纳、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等人。

      戈宾诺的学说其实也没啥新花头，无非还是从文字、习俗、早期思想来臆测文明起源，再加上白人至上的观点，硬是要把世界一切原生文明都跟雅利安人扯上关系。以至于戈宾诺的上司和好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也不得不立刻与之撇清关系，“你的学说和我的学说之间隔着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距离”。

      后来还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戴遂良（Léon Wieger）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印度支那（缅甸）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先民是从八莫—莫猛一大理一洞庭湖一中原这一路径迁移的。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神父（Marie Savina）在其《苗人史》继承了这一说法，认为汉族祖先是从中南半岛缅甸方向，由南向北入内地。当然这一假说的背景是法国已将中南半岛纳入了自己的殖民地体系急欲向北扩张，因而除了少数法国人、缅甸人和苗人之外，也没多少人信服。

3. 中亚迁来说

      这回登场的是俄国传教士皮·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此君在中国生活了十年，通晓汉、藏、蒙、满、梵、朝诸语，中文名字叫王西里。1872年，这位王西里在《中亚语言与古汉语的关系》中，通过对比中亚语与古汉语，得出中国人源于中亚的结论。

      1877年，德国人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其七次深入中国13个行省进行地理、地质考察成果进行汇总，历时三十年出版了五卷本附带地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这位“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提出中国人是从新疆迁移而来的，塔里木盆地则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的假说。至于依据嘛，蛮有趣的是本中国史书。根据《北史》记载于阗国是“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6]。也就是说高昌以西诸国深目高鼻，显然是雅利安种的白人，而于阗人相貌和华夏（汉族）相近，依据近代在新疆的考古发现，新疆的青铜器出现的显然早于中原大地，且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所以中国文明起源于新疆。

        1904年，美国考古学家拉斐尔·彭佩利（Raphael Pumpelly，又译攀伯里）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科佩特山北麓发掘出了一个被命名为安诺文化（Anau Culture）的古代遗迹。依据发掘出的彩陶纹路、石制工具、铜制用品等，彭佩利以及后来的俄国学者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法国学者边伊（S·Bailly）推论人类应发生于中亚细亚，后因气候变化而迁移，一支入巴比伦，一支入中国。

      因此，也难怪苏联一个名叫谢·瓦西里耶夫的学者，基于中亚的考古发现于1976年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此书按照中亚迁来说的立论，断言“中国猿人类型是人类进化大树上的一根侧枝，中国的古人并不属于为智人奠定基础的进步人类”[7]。总之中国人就是原始的大猩猩，但凡符合智人特征的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统统都是受西方影响的。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形成，则是一个假设“约公元前五千年，喜马拉雅-西藏山区已知近东新石器文化成就的居民，先后与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狩猎采集者和来自南方的东南亚农业传统之掌握者相混合，逐渐形成了藏缅诸民族的中心，其居民由此向四外迁移，所到之处带给原住民以种植、养畜和制陶的技能，以及埋葬祭祀的新风俗。其中向东迁的一支很可能通过昆仑山脉，于公元前四千年到达黄河流域，是为原始的仰韶农人”[8]。按瓦西里耶夫的说法在这个西来的族群影响下，依次发展出了仰韶、马家窑、龙山、屈家岭等等一系列文化。到了殷商时代早期，又有“目前还知之甚少、地处黄河流域以西和西北的某些类型的文化，其基本要素渗入黄河流域……从而形成了奠定中国文明之基础的早殷文化；而后，又有一个目前尚不知道的印度-伊朗语草原部落，其祖先至少有一部分属于非蒙古人种，其文化则有卡拉苏克文化作为其一个分支，他们到达黄河沿岸，带来了马和战车、各类铜兵、野兽纹饰、新兴艺术、象形文字、天文历法，这才有了安阳文化体现的殷代文明”[9]。

      当然瓦西里耶夫也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考古发现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些论据和最后一个假说巴比伦迁来说有共通之处，因此索性在下面一个篇章中再详细掰扯。

（未完待续）

[1]《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2]《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3]《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4]《威廉·琼斯：东方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陈满华。

[5]《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6]《北史·西域列传》，唐李延寿。

[7]《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邵望平莫润先。

[8]《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邵望平莫润先。

[9]《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邵望平莫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