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夏日异常炎热。尽管如此，我依旧早早地来到火车站，买上一份报纸，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静候列车。
候车大厅十分喧闹，人们四处走动着。我一开始还气定神闲地看着报纸，后来我的心也逐渐浮躁起来，翻报纸的唰唰声也在手指间逐渐加快。我也从逐字逐句阅读变成了快速浏览，无数的铅字被我抛在脑后。当我不耐烦地扔下报纸的那一刻，终于，广播里报出了一串数字，并提示准备登车。一个检票员也立即推开了通往月台的门，解开了隔离带。我拿出车票一核对，发现这还不是我要乘的车次，隐隐约约听见，是去户县的车。
我懊丧地一屁股坐在凳上，看着大批起身的旅客，拖着行李走到检票口，我的心中竟微微有些嫉妒了。我看见旅客先是吵吵嚷嚷的，挤在一起。随着检票员一声“排好队”，人们又慢慢排成一个长队，慢慢缩短，向前推进着。
进站不过用了五六分钟，所有的人都已进入月台。检票员转过身去，准备关门了。这时，一个老先生从大厅另一侧快步走了进来——他得体而又整洁的白衬衫后背被汗水浸得湿透，精心打理过的头发也乱了几丝，手中提着一个公文包。他气喘吁吁地冲到那个检票口前。
我看到老先生似乎说了些什么，而检票员却轻轻摇了摇头。老先生从包中翻出什么东西，连扣都忘了扣，要塞到检票员的手中，被检票员推开了。老先生只得把东西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又向前走了一步，拉住了检票员的手，一脸焦急地又说了些什么。
而检票员依然摇了摇头。
情况似乎陷入了僵局，我想转移开视线，继续阅读那无聊的报纸。可这时，我看到检票员一直别无表情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异，而他面前，那个老先生跪下了！老先生抬着头，望着那个售票员，仍在恳求着。
我坐不住了，也和许多人一样都站了起来，围了过去，那个检票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看到这么多目光向他聚集过来，脸烧得通红。
我向别人打听着，了解到了发生了什么。那个老先生是个教授，来迟了，来不及买票，想让检票员通融一下，让他上车补票。可检票员拒不放行，老先生要去给户县的学生们上课，迟不得。可今天只剩这一班车了，他非得赶上不可。
我当即觉得很不满。虽说上车买票天经地义，但人家是教授总不会骗人吧，再说了，他是为学生去讲课的，说玩笑话，为了教育事业也应该让他过去嘛，检票员您非守着个死理干什么呢？现在好了，人家急了，跪在你面前，看你怎么办呢？
人们也在议论纷纷，检票员还一脸尴尬的站在那里，老教授也跪着，一动不动，像两尊雕塑。那不行啊！教授还要赶着上车呢，我急中生智，大喊一声：“放他进去！”这时，周围也有人附和着：“别跪着了！”更多的人也开始喊着，检票员是像刚反应过来一样，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教授也赶紧起身，大步走进了月台，不再回头看一眼。而检票员，面无表情地拿起检票用的剪刀，走向下一个工作的检票口了。
围着的人纷纷散去，不一会儿，我也等到了我的那辆车。碰巧，检票员还是他，当我递上我的票时，轻轻说了一句：“要学会变通。”说着，接过票，向前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检票员一直回头看着我，见我看他，又讪讪低下头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