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对语文的感情，可能得源于小学三年级时从百货店买的那本《安徒生童话》，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各种样的书都成了宝贝，每天沉浸在书中，自得其乐。只是在那个书籍缺乏的年月，在那个精神世界完全贫乏的乡村里，读一本书或者拥有一本好书，都是莫大的奢侈。就这样，带着对书籍的渴望，我懵懵懂懂的开始写日记。还记得那第一篇日记里，短短的一句话，但描述了我当天最糟糕的心情“x年x月x日，天气晴，可是我的心情不好，因为我今天被打了”。就是这一句话，得到了妈妈的表扬，因此我开始每天写，尽管歪七扭八的字体并不漂亮，尽管流水账的记事并不条理，尽管故作伤心的感情并不真实，但是我依然坚持下来了。不仅仅是因为母亲的赞赏，更多的是因为小学启蒙老师赵俊老师那一手漂亮的方块字，那一腔纯正的普通话。
“吃肉”事件成了我真正喜欢语文的导火索。在农村，家里有喜事，就要大摆筵席三天，小孩子们也会凑热闹起哄几天。而当时，正值舅舅结婚，于是我就打着吃席的名义向老师请了假。（吃席即为当地方言，意即参加筵席）本来只请了一天，但是因为家里其他孩子的缘故，我竟自己给自己做主多放了两天，到第四天，干脆自己也不敢去学校了。就躲在家里，等待爸爸送我去。可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爸爸始终没有送我，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家等待。那几天的天气格外的晴朗，万里无云的，白天大人去地里干活了，孩子们上学了，只留下老人与年龄尚小的婴孩，我在院子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痛苦极了。幸好在第五天早上，邻居的小丫告诉我“老师让你去学校，再不去的话就不要你了”，听到这句话，我赶紧紧跟其后去了学校。只记得已近深秋，但是运城的天气还不是很冷，但是老师已经开始为冬天的烧煤做储备了。
我去的时候，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十几个孩子在偌大的教师里静静的写着作业，张老师拿着大铁锹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和”着“煤糕”（就是把煤灰搅拌成固体，然后切割成大小一样的块状，便于燃烧。）。我低着头走到老师的跟前，用蚊子般的声音说：老师，我来了。张老师没有抬头，继续用铁锹在切割着刚和好的，“老师，我来了”，张老师还是没有抬头，但是听见她用铁锹使劲顿了一下，但是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老师没有作声，我又说了一句“老师，我来。。。”这次，没等我说完，老师转身用铁锹在我身上打了一铁锹，我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方。等我站起来，老师又上来一脚，还把我拖到教室的讲台边上，让全班同学抬起头来，并用粉笔在我的嘴边比划着说“你不是爱吃席吗？来，说一说，想吃什么，我给你画个，挂在你嘴上。。。”后面的话来来回回极尽讽刺之语，并且用讲桌的书扇了我的脸，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座位的，但是那天我的眼泪浸湿了妈妈特意为我买的花裙子。
更富戏剧性的是，下课之后，张老师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并询问我的花裙子在哪儿买的，因为她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可想而知，当时年幼的我，对张老师的“痛恨”，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认为是我做错了，因为那天回家后，妈妈告诉我说“自己做错的事情就需要自己承担。我无缘无故旷课几天，就应该受到惩罚。”那一天，日记写的很短，可是眼泪很多。我也告诉自己，以后一定不能为了吃席而请假旷课了，这样的影响以至我到五年级前都没参加过任何的“吃席”活动。清楚的记着小姨结婚那次，妈妈已经和老师请假了，可是好说歹说，我就是不去参加，就连我最喜欢的赵老师也劝说我可以去时，我依然固执的拒绝了，许是那次“吃席”事件深深伤害到我了吧？但是，每每想起张老师的铁锹，我总充满感激之情。若不是那把铁锹，我就不会知道旷课的严重性；若不是那把铁锹，我也不会写了那一句话的日记；若不是那把铁锹，我也不会从农村走向城市。
正是因为那次事件，我在四年级的一次考试中，写了那篇《难忘的一件小事》，可能因为感情真挚吧，我的那篇作文在那次考试中获得了满分，并且被张贴在了校园里最小的报纸栏里，同学们都夸我写的好。可是只有我知道，那次作文是我几年来最真切的感受，于是我开始喜欢上了涂涂写写。
四年级的赵老师也经常会教我如何写方块字。当时的年月，没有那么多笔和纸，我们就用石块刻着在土地上写。同时，我也悄悄的学老师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唱那首老师最喜欢的《踏浪》，偶尔还会帮老师改改作业，批批卷子，俨然成了老师最得力的小助手。
于是，在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下，我第一次把教室后面的空地用两张破桌子圈起来做起了“图书角”（其实，开创“图书角”我是有私心的，因为当时家家都缺书不缺锄头，所以我想着大家可以把家里仅有的书交换着看，这样我们就能读到很多书，于是成立了图书角）。同学们都很积极，把家里的书拿到学校，我为每本书做标签，写名字，做借还书手册，而且还偷偷拿来了妈妈锁柜子的那把铜锁。这样，我们的图书角就正式开始了，同学们每天都能有条不紊的借还书，甚至于赵老师有一天也借了一本，并且为我们图书角捐了一本。
就这样，图书角持续了一年，可是，我要上五年级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