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才子兼具多重身份，他们既是文学家、思想家，还是哲学家、讽刺家。他们的创作幅度十分广泛，这里讲的“幅度”除了指题材运用的幅度，还代指艺术手法与思想感情的灌输运用幅度。前几天简单分析了古文学思想感情，接下来这几天我会来提及一下古文学中的艺术手法。首先是讽刺手法。

作者在创作初始，通常就已经基本决定了写作方向、手段和格调，因为他们有明确的创作方向，同理，讽刺手法的运用也是明确的，是有明确指定对象的。讽刺手法之于文学，是作者借助较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或者群体做出的带有个人厌恶感和不满的特定指向写作手法，往往出现在世情小说中。比如《金瓶梅》是对黑暗现实以及扭曲的人性进行讽刺；《儒林外史》则是讥讽科举制度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残害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权利富贵的疯狂需求……这些世情小说以讽刺艺术作为创作的重要手段，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其实，不止世情小说，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有着讥讽元素，文人们在创作中，或直白，或隐晦的揭露，虽然有时会受到讽刺对象比如统治者的打击，但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文人们的果敢与直率，这种精神让人钦佩，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