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若说长安十年之时的诗人是激昂愤懑的，那么待经历了安史之乱时的诗人，则走向了更深的悲哀无奈。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带家人一路逃难。往奉先携家人至白水，投靠崔硕，时年六月，潼关沦陷，白水失守，杜甫又带领家人逃难经三川至鄜州（今陕西富县）。八月，杜甫一人赴延州投奔灵武，途中却为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诗人冒险逃归凤翔。

这一路奔波迁徙，途中满目尽是疮痍，杜甫闻名于世的“三吏三别”正是作于此时。与《兵车行》等抨击国家政策、高层人士的慷慨不同，此时诗人在诗中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更深的悲痛、哀定和无可奈何。《新安吏》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⑽，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写尽家国征兵于百姓的伤害，“天地终无情”可说成是诗人对征兵政策的不满，但其后的“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则不复当年口诛笔伐之姿，反而犹显宽慰温平，可正是这种宽慰，更令人动容，深刻地感受到那时人民的悲痛苦难，诗人此时的身份认同已不再是包括自身在内的底层百姓同上层贵族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一种真正的民族阶级之间的对立，面对外敌，护卫家国的苦痛、哀鸿遍野、艰辛酸涩，这是杜甫思想的又一次升华，由单纯的贬斥社会黑暗转变成了苍凉厚重的家国情怀。

《石壕吏》中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是诗人悲凉的感叹，“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是无言的沉重，这一刻，家国破碎、形势浮萍之动荡显跃纸上，诗人无一字赘言，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响悲意苦。

杜甫之诗为人称作“诗史”，便是因其对时事真实的写照而得，然其诗作虽工于精妙，为人钦叹，而真正令人动容的反是杜甫在其中所展露出的痛切之姿。三吏三别中，诗人对底层人民苦难遭遇的同情实在沉重，三言两语便是痛色，呜咽悲凉，情致凄绝。

四

乾元二年七月，关中饥馑，杜甫弃官携家人逃往秦川，复经同谷，作《同谷七歌》以抒感伤离乱之情，后往成都，入蜀定居。

杜甫一别长安后的余生中，多是漂泊无依的羁旅，而川蜀于诗人而言，乃是他不可多得的闲静时期。于此时的杜甫诗歌中也显露出一种少见的轻松愉快之感，《江村》一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清调从容，平淡中显温情，后世清人黄生评《江村》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杜诗评传》）犹如此类之诗诸多，更有甚者也显现出了杜甫少年时期的疏狂意气，此时读来，不禁令人感叹，狂夫中“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依稀得见当年诗人狂纵之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杜甫于后世学者、读书人的眼中向来是沉郁顿挫、悲凉慷慨的，但他的性格中始终秉持着一抹赤子之心。宋孔平仲于《继世说》中有记：“杜甫与严武世旧。武镇蜀，辟甫为参谋，待遇甚隆。甫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怵。”由此观之杜甫，其性亦有天真可爱之处，后又记“甫于城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梭野老相狎，荡无拘捡。严武过之，有时不冠。故武诗云：莫倚善为鹦鹉赋，何须不着骏鸃冠。其傲诞如此。”则更能显现出杜甫性格中一贯秉承的潇洒豪迈之气，时人多颂扬李白之姿豪放不羁，却未有说子美之恣意，便是历经千帆，其心亦有从不动摇之处。读杜子美至此，深觉其人实在可爱！其后观之《登岳阳楼》，与早年《望岳》相较，彼时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最终成了“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字里行间依旧是决眦雄浑的山水之态，然其情却天差地别，如此鲜明的对比，令人痛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