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料
1498年5月的一天，卡利卡特的王宫前面，站着一群风尘仆仆、满脸戒备的葡萄牙人，为首的人名字叫达·伽马，他自称是国王派来的大使。
他们在等待觐见卡利卡特的国王，接待他们的官员问道：“你们要见国王，准备了什么礼物呀？”达·伽马命人将一些布匹、衣服、帽子、珊瑚、砂糖、黄油和蜂蜜摆在桌上，官员们一看，哄堂大笑。
“要见国王，好歹得准备一些黄金嘛，这点东西也好意思带来！”
卡利卡特在今天印度的西南沿海，商贸很发达，那时候是一个半独立的小王国。它每天接待着来自中东、亚洲各地的商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啥样阔绰、豪奢的场面都见过，像这样寒碜的大使却不多见。
葡萄牙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辩解道：“这只是我个人的小礼品而已，代表我们国家的重大礼品，要我下次到来，准备充足时，才能够奉送。”
他们奉葡萄牙国王之命，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航程，数个月前幸运地绕过了非洲最南端那个终年回荡着暴风和巨浪的海角（它原本叫风暴角，后来被改名为好望角，让人听着开心一点），在肯尼亚碰到几艘印度商船，从商船上聘请了向导，在向导的带领下穿越印度洋，来到了卡利卡特。
这是一条欧洲人从未走过的航路——一条令人兴奋、狂热的生财之道。当时，东方的丝绸、瓷器、香辛料，源源不断地通过陆路，或半陆半海，经阿拉伯商人、威尼斯商人之手，击鼓传花般地一层层售卖到欧洲。
其中香辛料在很长时期里深受欧洲人的欢迎，当时人们生活条件恶劣，很少有新鲜的肉食，胡椒与香料是克服腌咸肉难闻味道的利器，因此成为欧洲人热捧的烹调佐料。香辛料只有在炎热的气候下才能够种植，主要产地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例如印尼的香料群岛。
这些香辛料在许多中间商之手，到达欧洲后，价格始必飞涨；因此，欧洲人日常琢磨着怎样绕开这些中间商，搞点B2C，自己直接到东方厂家拿货才行。现在，达·伽马就快做到了。
达·伽马最终见到了国王，尽管双方语言不通，鸡请鹅当翻译同鸭讲，但国王没多介意，他让葡萄牙人把带来的货物卖掉，把想要的香料买走。达·伽马阴沉地点点头，随后数个月中，一边等待季风，一边购买香料。
一年多后，他的船队回到了里斯本——大半的水手死于坏血病，减员严重沿途只好抛弃掉3艘船中的一艘。尽管如此，他们带回的香料还是让他们大赚了一笔。而比大赚一笔更激动人心的，是他打通的这一道航路，今后无疑将带来滚滚财源。
2. 礼物
达·伽马第二次来到卡利卡特，率领的是一支20艘船组成的船队，船上装备着火枪、大炮。他们在卡利卡特的港口之外截住一条从麦加朝圣回来的船，把它洗劫一空，然后放火将船烧掉，冷酷地看着船上的人（不少是妇女和儿童）葬身火海。
船队来到卡利卡特的岸边，进行了一通猛烈的轰击，将沿岸的建筑夷为平地。卡利卡特的船队出来迎战，但被火炮轰走。中国的火药传到欧洲已有相当的时间，欧洲人边实践边改进，使之成为杀人放火的利器。到这个时候，他们的火炮已经可以把东方人吓个半死。
达·伽马的船队在印度洋游弋了数个月，不停地劫掠路过的船只。第二年，它们满载着战利品返回里斯本，在自掏腰包支付了船队的费用后，仍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再次让国王亮起了大拇指。
葡萄牙人抢上了瘾，频频出击，从此成为印度洋、东南亚一带海域的小霸王。他们抢占了航线上一些关键的据点，如马六甲，印度的果阿，把当地人轰走后，自己建立起要塞，竖立起大炮。
有了这些要塞，就可以四处收保护费。过往的商船，必须携带葡萄牙人所颁发的“许可证”，向葡萄牙人交钱。不办证不交钱的船被逮到，就把货物没收，把不听话的人丢进海里喂鲨鱼。
葡萄牙人就是在这段时期跑到澳门来的。不过，他们在大明前面，还是吃了一点瘪。1513年，一些葡萄牙人跑到广州，贿赂广东官员，让他们带去北京见皇帝，想跟大明做生意。但大明摆摆手，葡萄牙是哪里的土蕃？没资格向我们大明进贡。皇帝后来又听说这些人在马六甲烧杀掳掠，做尽了坏事，就把为首的一个关进牢里，其他的人都给赶走了。
葡萄牙人见谈判不成，便开着战舰到珠江口，直接下手抢劫。大明水师出动，在香港的屯门一带把他们揍了一顿。葡萄牙人逃之夭夭，但仍然不甘罢休，一直逗留在中国沿海做走私生意——香料和胡椒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而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在全世界都有很好的销路，因此走私生意有丰厚的利润。
1553年，他们又贿赂了一名广东官员，借口说船沉了，要晾晒货物，请求让他们在澳门登岸。上岸以后就起灶造屋，赖着不走了。葡萄牙人一赖就是数百年，因为表现还算良好，明朝慢慢也就默许了。鸦片战争以后，眼瞧着大清好欺负，才学着英国人跟大清签订租约，把澳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3.荷兰人
葡萄牙人在东南亚，大约横行了100年。17世纪初，荷兰（实际上是尼德兰，但荷比卢三国一会儿分一会儿合，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叙述方便，就称荷兰吧）从西班牙手上独立出来，并迅速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荷兰地势很低，种不了地，只能从事商业。他们手头有钱，又擅长造船，做的都是海上的生意，人称“海上马车夫”。葡萄牙人在亚洲做这么大的生意，他们也想凑凑热闹。
1595年，4艘荷兰船，满载着货物和枪炮，循着葡萄牙人的线路，绕过好望角，跑到印尼买卖香料。他们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回到荷兰，一路上三分之二的船员挂掉了，还有一艘船沉了，但是一清点，仍然赚了不少钱。
荷兰商人一看，妈也，风口上的猪果然能飞。从此以后，荷兰船队前仆后继，密集地涌向亚洲去抢葡萄牙人嘴边的肉吃。后来，为了增强竞争力，减少内耗，他们把所有到东方去的船队合并起来，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有很大的自主权限，它可以组建军队，任免官员，可以对一个国家宣战，可以签订和约，甚至可以发行货币。不论它要做什么，都不用向荷兰政府汇报，只要给政府分红就可以了——它实际上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移动的海洋帝国。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同样如此。
葡萄牙人到亚洲来的时候流氓十足，荷兰人就更狠了。他们轰走了香料群岛上的葡萄牙人，接着又从英国人手里抢来雅加达（命名为巴达维亚，意思是“荷兰”），在雅加达建立了总部。然后，他们抓捕当地人，逼迫他们当奴隶，种香料，谁敢抵抗就杀谁。他们把一些海岛上的村庄和森林烧掉，全部用来种香料。一些海岛上的人被他们杀光，就成无人岛。因此，荷兰的总督科恩，便得到了一个“班达屠夫”的绰号。
葡萄牙国小人稀，又不太会经营，在荷兰人的挤压下，慢慢让出了小霸王的地位。他们被从日本赶走，他们的马六甲要塞被荷兰人攻占，活动的通路被切断，香料生意的垄断权落到了荷兰人手里。
荷兰人在亚洲活动，怎能绕得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要用武力才能敲得开中国的大门，于是，频频侵入福建沿海，抢劫商船，焚毁村庄，抓走中国人到东南亚当奴隶。
这时候的明朝已走到风烛残年，内忧外患，虚弱不堪，无力应对侵扰，地方官员对荷兰人的暴行选择了睁只眼闭只眼。对他们来说，这种时候跟荷兰人起争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搞不好朝廷还会不高兴，反正那些百姓是因为违反了海禁政策，才受到侵害的，没必要为他们出头。
1624年，荷兰人入侵了台湾，在台湾南部建立起了殖民和贸易据点。
4.海禁
宋元两朝都会派官兵到台湾，但明朝却对台湾不管不问。荷兰人的入侵，没有遇到官方力量的抵抗。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百姓“片板不得入海”。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但朱元璋不喜欢。也许他觉得让百姓跑到海外做生意，学精了不好管。也许是因为当年跟他争做皇帝的人就是从海上出逃的。又也许是因为恰好当时沿海闹倭寇，令朱元璋对海洋心生恶感。不管怎样，反正朕就是不让出海做生意，谁敢出海就砍谁的脑袋。
朱元璋确实管得宽，他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管得太松了，所以他啥事都要管，连百姓怎样穿裤子都要用法律仔细地规定下来。他相信严管才能让百姓安分守己，他们朱家的江山才能够永葆——他规定了朱家子孙不得从事任何职业，只负责生孩子，每生多一个孩子就可以从朝廷领多一份固定津贴。到了明朝末年，朱家的子孙数量竟达到数十万之多。
但贸易是客观的需求，并不是禁就能够禁得掉的。中国人想要香料，外国人想要丝绸与瓷器。只要需求在，利润足够高，总会有商人设法把业务跑起来。官方通过朝贡这种赔本买卖来获得海外的商品，民间则只有借胆大包天的走私商人之手，来与外界互通有无。
这些走私商人大多是英勇彪悍之辈，敢于冲破朱家的禁令，无意中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参与大时代进程的一股力量。后来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这类走私商人中的一个代表。
5. 郑芝龙
郑家原本只是福建泉州的普通百姓，郑芝龙年少时比较好动，学习成绩不太好，读书这条路走不通，后来便到广东去投奔他舅父黄程。黄程是位生意人，时常在澳门跑业务（葡萄牙人到来后，以澳门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商船往来于印度、日本与马六甲）。郑芝龙跟着舅父做生意，后来机缘巧合，替舅父运送货物去日本时，结识了大商人李旦。
李旦也是一名走私商人，侨居在日本，往来于日本、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手上有很多条船，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有不少中国商人由于在国内难有容身之地，因而侨居在日本。
郑芝龙头脑很灵活，很得李旦赏识，他在李旦手下混得风生水起。后来在日本结婚，生下了郑成功，因此郑成功有一半是日本血统。几年之后，李旦意外病逝，他的事业被郑芝龙继承下来。郑芝龙比李旦更善于经营，在他手下，他们的规模迅速扩张，从几十艘船增加到顶峰时三千艘，形成一支纵横东海的亦商亦盗的强大武装力量。明朝几度想清剿他，但都被他反剿了。
到这个时候，郑氏集团实际上和东印度公司有点相似，只是一家上市一家没上市，一家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一家是孤魂野鬼。
郑芝龙事业做大之后，又做了几件大事：
经营台湾。他在台湾建立了贸易据点，从大陆吸引百姓移民过去，这也为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基础。
料罗湾大捷。1633年，郑芝龙出动150艘战船，出击侵略厦门的荷兰人，双方在料罗湾爆发一场海战。郑芝龙率领的明军取得了胜利。这一仗本质上是为了贸易而打了，打赢仗是为了与荷兰人建立起东亚的贸易秩序。
接受招安。料罗湾海战之前，郑芝龙便接受了明朝的招安。他认为只有背靠官方的力量，才能够长久生存。招安之后的郑芝龙如虎添翼，先是收拾掉海洋上的其他竞争对手，接着是料罗湾大捷，一手包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成为地方的土皇帝，东印度公司都要向他“朝贡”。
正在郑氏集团走向顶峰的时刻，李自成攻破了北京，满清铁骑也杀入山海关，一路南下。老朱家爱生孩子的好处，这时候就显出来了。北边崇祯皇帝一死，南边无数个皇帝就冒了出来，什么鲁王、靖王、益王、潞王、唐王……多得数不过来，还没跟满清怎么地，自己就先打成一团，然后被一个个端掉。郑芝龙这时候拥立了一个唐王，偏安于福建一带。
郑芝龙当然不是明朝的死忠，这只是商人的一笔尝试性的投资。万一唐王逆袭成功，那可就赚大了。当然，郑芝龙也很快觉察到势头不妙，于是果断抛弃了唐王，准备投降清朝。
这个时候，年轻的郑成功与父亲郑芝龙的想法出现了分歧。
6.收复台湾
郑芝龙有过一次投降明朝的经验，在他看来，自己手握重兵，树大根深，满清需要他。因此应利用筹码迅速与满清达成一致，以后日子照样可以过得滋润。如果与满清对抗，把本钱打光，那就死定了。
郑成功的看法与他相反，现在手握重兵，还有机会为生存而战。一旦归降，就如鱼离开了水，只能任人宰割了。
父子意见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分道扬镳。郑芝龙选择投降，被送去北京。结果，如郑成功所料，他被软禁后杀害，在福建的家人更是惨遭清兵侮辱。郑成收拾残部，坚持与满清对抗。从1647年到1661年，郑家军活跃在广东、福建到浙江沿海一带打游击。清庭无法剿灭他，但他也无法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失利，损失惨重，生存状态岌岌可危。他深感需要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作为生存的基本盘。他很自然地考虑到台湾，海峡是天然的防线，而他们郑家又曾在台湾经营过，日常到岛上做生意。
这时候台湾仍控制在荷兰人手里，郑成功决定将它夺过来。1661年4月8日，他率领数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横渡海峡。他们在半途遇上恶劣的风暴，只得到澎湖躲避。29日夜间，郑成功见风势有所转变，决定不再等等，立即冒险进军，因为他们对天气的状况准备不足，粮草几乎快要耗尽了。
荷兰人虽然知道郑成功要来攻打，但没想到郑军会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中行军，因此猝不及防，郑家军顺利登陆。登陆之后，郑成功派人给荷兰总督揆一送去书信，给他们下了逐客令：
“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
然而揆一见信后，并不打算收拾细软跑路，荷兰人来到亚洲这么多年，多数时候都是横着走，当然不会轻易认怂。
揆一判断郑定刚登陆，准备未足，决定主动出击。他派一支200多人的火枪队去袭击郑军，同时派出几艘炮舰从水路作为掩护。结果，郑军作战十分勇猛，超出荷兰人的估计。揆一派出的炮舰，一艘被打沉，一艘被打残，剩下的撒丫跑了。那支火枪队，也遭到侧面包抄。揆一连声命令他们撤退，但荷兰火枪手太过自信，觉得被包抄了也能打赢，所以就被全歼了。
郑成功开始攻打荷兰人占据的热兰遮城，但这时候，郑成功也过于轻敌，战术出现问题，揆一组织了一阵反扑，把攻城的大炮破坏掉，然后退回去坚守，郑军接连攻城攻不进去，便把热兰遮城围，一下子围了七个多月。不过，围城外的郑军，日子也不好过，一直为缺粮苦恼，跟土著也有不少冲突。
雅加达的东印度公司那边派来了一支支援舰队。巧合的是，这支舰队快到台湾时，同样遇见了风暴，于是也跑去澎湖躲风。等他们躲完风，再开进台湾时，原本散布在各地征收粮草、准备未足的郑军这时候准备足了，把支援舰队的船打沉了2艘，剩下的风势不妙，就都跑掉了。
这时候，郑成功从澳门拉来了几十门新铸的巨炮，加上一名投降的荷兰军官供出了城里的布防情况。巨炮把拱卫热兰遮城的乌特利支堡轰成碎片，于是揆一就举白旗投降了，荷兰人撤离了台湾。
7.结语
郑成功收复台湾，原本是想作为抗清的根据地。但在收复台湾的当年，他就意外病逝了。说来巧合，他出生的那一年，荷兰人入侵了台湾；而台湾一收回来，他就逝世了——似乎他天生的使命就是来完成这件大事。
郑成功逝世后，郑氏集团群龙无首，不久后就投降了清朝。满清的皇帝，与朱家一样采取海禁政府，不过倒是没忘记派驻官兵到台湾，保持领土的完整。
从明朝与葡萄牙、荷兰的几次交锋来看，其实当时中西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比如武器装备上，郑家军的船舰、火炮并不完成处于下风，明军也从葡萄牙人、荷兰人那里引进过一些技术，比如“佛朗机炮”与“红夷大炮”，一定程度上都是向葡萄牙人学习的成果。
遗憾的是，清朝闭关锁国两百年，自闭于历史发展的快车道。1840年，英军的炮舰来到珠江口时，清军手上的火器，比起明末清初，几乎没有任何长进。
中国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厌恶商业贸易，在他们看来，商人到处流窜，手上又有钱，大大地不好。他们认为只有让百姓一心一意种地，才有利于维持他们万世不拔的基业——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适宜农业生产，在农业文明时代取得的成功太大。有时候，阶段一的成功，反而成为跨入阶段二的障碍。
商业贸易天然地促进分工合作，而分工合作提升效率——这正是现代化的主要秘密。重农抑商的中国，在文明跨越的阶段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荷兰人、英国人，那个时代跑到亚洲、美洲、非洲去的，当然不是单纯、良善的商人。他们既从事贸易，同时也是迎来的入侵者。他们入侵的同时，无意中传播了世界另一端的文明，更是通过海洋，将世界各地的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连接起来，使人类文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