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小学课本里有个故事：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次上手工课，他想做一只小木凳。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争先恐后拿出自己的作品，交给了老师。爱因斯坦没有拿出自己的作品，急得满头大汗。老师宽厚地望着这个数学、几何方面非常出色的男孩，相信他能交上一件好作品。
第二天，爱因斯坦交给老师的是一个制作得很粗糙的小板凳。一条凳腿还钉偏了。满怀期望的老师十分不满地说：“你们有谁见过这么糟糕的凳子？”同学们纷纷摇头。老师又看了爱因斯坦一眼，生气地说：“我想世界上不会再有比这更坏的凳子了。”教室里一阵哄笑。
爱因斯坦脸上红红的，他走到老师面前，肯定的对老师说：“有，老师，还有比这更坏的凳子。”教室里一下子静下来，大家都望着爱因斯坦。他走回自己的座位，从书桌下拿出两个更为粗糙的小板凳说：“这是我第一次和第二次制作的，刚才交给老师的是第三个木板凳。虽然它并不使人满意，可是比起前两个总要强一些。”
此时此刻，我就是那个拿出第三个板凳的小学生。我除了年龄比在座很多老师大一些之外，可以说再没别的长处了。把我推到上面来作报告，实在是有点赶鸭子上架——难为我了。
既然没有长处，又不得不说，就只好把自己“制作板凳”的过程向大家汇报一下了。
前两天我们学校通知部分老师去领师傅补贴。我对面有个年轻老师问我，宣老师你怎么不去？我说，我在教师这个岗位上从来没做过师傅。我一辈子都是学徒，都快退休了，我还是一个学徒。就像今天在座的老师，很多人取得的成就比我大了去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又是这里最年轻的，因为我的第三个板凳在众人眼里还是很不像样的。
做教师我是半路出家。刚毕业分配的时候，父母死活不同意我去教书。原因是教师辛苦，收入低，地位也低。我的父母都是公办教师，父亲还是几十年的中学校长。但他们坚决反对子承父业，怕的是下一辈再吃二茬苦。我父母对我苦口婆心：“学校毕业了，在城里找个企业单位，学门技术，怎么着也比到山沟沟里做个穷教师强啊。”我听从了父母的建议，看到有家企业在找文秘。我一想，我是学中文的，正好配胃口。父亲又发话了：“文秘跟着厂长走，厂长换了，文秘也失业了。还是找个技术活吧。有手好技术不怕没饭吃。”于是我去了一家企业面试，做了一名高配电工。我进厂时正好赶上单位开发新产品，那时候大学生吃香，单位爱惜我是个读过书的。立马就派我到上海华通开关厂学习开关屏组装技术。我学的是高配行线。这倒确是个技术活。据我师傅介绍说：“北方有几个大兵学了三年了，连个端子板还不会装。我大概学了一星期就能独立操作了。这点就是读书的好处。我很快发现，各种电器元件在安装线路图上的代号基本都是拼音首字母缩写，比方RD表示熔断器。而线路图上的各种符号标记也很形象，仿佛象形文字。找到了规律，我很快就看懂了安装图、线路图，也就很快能独立安装接线了。一根线能接，十根线，一百根线也能接，不就举一反三吗？我在上海学了三个月就回了单位。成了全厂最年轻的师傅（其实我还是做过师傅的。一笑）。十来个年龄比我大，工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的男男女女，跟在我屁股后头，跟我学技术，因为我是这个产品的元老，是唯一懂这门技术的人。
我参加工作第一年拿的工资就是我父母的两倍。因为是安装开关设备，任何一个单位要投产，必须电路先行，有了电才能生产啊。于是，我在最年轻的时候跟着电力公司的同行到处去安装检修。记忆深刻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科技楼一到二十三层的动力配电箱就是我去安装的，留下了我的印记。当时单位派我前去。复旦大学后勤处长看到只来了我这个小不点时不由大跌眼镜。他满腹犹疑，一脸的困惑。当我把活干完，合上电源，整幢楼灯火通明之时，处长一脸惊奇，连连伸出大拇哥。处长特意叫了几个领导在饭店安排了丰盛的酒菜招待我。酒桌上我又特能喝，这又再次惊着处长了。那些年我跟着电力公司也算吃过香的，喝过辣的了。后来我还调到诸暨绢纺织厂干过无线电器（电子清纱器）修理。再后来就到了该厂热电分厂中央控制室。我在热电厂的时候，一天到晚只写六个字：“今日运行正常。”那是只要一杯茶，一张报纸就能混到一天工资的工作。热电厂还有一点好处，八小时下班后，电厂就是爆炸了，只要不是你当班，也就跟你没关系，没人追究你的责任。
上个世纪末，我在企业单位晃荡了十来年之后，我年龄最大的徒弟跟我说：“小宣啊，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读过书的，又有点文字功底。也该换换行业了，热电厂是消耗能源的，迟早会淘汰的，现在诸暨办了几家私立学校，你好去应应聘的。”
我这个徒弟是上海知青下放到诸暨的。知青返城，他被安排到了绢纺织厂跑采购。我带他做电工时，他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宝钢工作了。我想他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看得比我远。于是我就顺着他的意思有了教书的想法。说做就做，从来没拿过粉笔的我，在电厂里找了块小黑板，有板有眼地给同事们上起课来。后来我又到滨江初中我妈的学生那听课，让她带我，还借她的课堂上课。再后来我又拜托新兴职校的朋友，给我上课的机会。听我课的老师评价说上得很成功，课堂结构很完整，普通话也不赖。我知道自己说的是诸暨普通话，很多发音都是错的。但那几个老师本身不会说普通话。
一圈转下来，我想差不多可以去应聘了吧。我首先找的学校是海亮。当时海亮小学部的校长钟乐平是我爸的老部下。我去找他，他说人事归辛颖校长管，把我带到辛校长那里。辛校长照例问我原来在哪个学校任教，教龄几年。我说我是搞电气的，没教过书。他说现在学校放假了，没学生。你要来，首先得给老师们说说课。他问我说课懂吗？我说没听说过。他叫我回去准备一下，过个两三天去湄池校区说课。辛校长压根没看好我，之所以还给我说课的机会，完全是碍于钟乐平校长的面子吧。
我回到城关，找到暨阳小学的一位老师，让她指点我。当时全市各小学正在搞说课比赛。她说这好办，我把我们学校获市一等奖的说课稿给你拿来，你依样画葫芦就行了。我满心以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拿了那说课稿去了湄池。当时说课比赛有个规矩，说课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说课的内容只限于把课堂教学思路设计一下。至于教学目标、重难点、课文内容理解，教具，教学过程只作大致描述。我到了湄池。辛校长叫上十来个权威人士来听我说课。我站上讲台，拿着说课稿照本宣科，五分钟不到就讲完了。什么黑板啊，教具啊，都没用到。那些听课的老师盯着我，静静地等着下文。我说我说完了。辛校长一脸诧异：这就完了。我说，完了。
从湄池回来，我就知道我是真的完了。海亮是没戏了，还给辛校长留下个愣头青的坏印象。这是我捧出去的第一个板凳，它东倒西歪，没有一只脚能站得住。
第一次应聘失败后，我又给荣怀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许伟良老师打了个电话。许伟良是我爸的学生。他当年的高考志愿还是我爸给辅导的，毕业之后又分到我爸的学校教书，成了我的化学老师。冲着这几层关系，我怎么着都想碰碰运气。许老师知道我在企业单位，在电话那头问我，想到荣怀来干后勤吗？工资很低的。配电房已经有人了，开校车待遇高点，你能干吗......我不敢再提教书的事，说声不麻烦了，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八月份我决定去越兴碰碰运气。越兴边校长问我能干什么呀？招生?管理？教学？我说，我啥也不会，就先给您招生吧。边校长说，招生季节已经过了，明年再招吧，教师现在也满额了，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他叫我把应聘的材料放在那，先登个记，我就悻悻地回厂了，继续我的电工生涯。
就在我对做教师已经断绝念头的时候，八月三十号，我突然接到了边校长的电话。他说你明天到学校报到，后天学生开学了，你得带三个班的语文。原来越兴刚刚安排好的一个语文老师突然不辞而别了。这消息实在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我连个心理准备都没有，突然就让我上讲台了。想想自己到学校应聘的那段经历，还真有戏剧性：我到海亮小学说课，去荣怀初中碰运气，不料却被越兴高中聘用了。
我一下有点手足无措，犹豫再三觉得不应该放弃这次机会。可我当时是个在职职工，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此前跟厂里一声招呼都没打过，突然就要离开了，我该怎么向厂长交代呢？那天晚上，我买了两条香烟（此前我从来没给领导送过礼，我居然为了求他放我走而买了两条香烟），我忐忑不安地去找我们厂长。我说厂长给我办个停薪留职吧，我明天就得走，我要做老师去了。厂长听了我的话，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他说，林妹妹呀，你是我们电厂的独养囡，你干得好好的，眼下电厂效益这么好，有多少人眼红你这个岗位啊！你走什么走？你在这里助工、工程师、高工，一级级评上去，前途无量，私人单位哪有国营企业好呆啊？
我当时脑袋瓜打满了鸡血，一根筋转不过弯，只觉得做老师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我对老师这个职业向往已久，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厂长最后还是没把我留住，我还是办了手续，走进了我完全陌生的行业。一切从零开始。我的父母得知我从热电厂出来了，可以说非常震怒：绕了个大圈子，我又去走他们的老路了。而且是把当时的铁饭碗换成了泥饭碗。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去教育单位，好歹总有个正规编制。这下好，啥也不是，跟卖茶叶蛋的差不离。
我到越兴做老师的时候，刚满三十。校长临时抽调我应急，把我当老教师看。没给我安排师傅。其实，我一直有种错觉，觉得越兴有点像教师培训基地。越兴既给了我上讲台的机会，也给了我很多业务上的帮助。我在那里现炒现卖。都说教学相长，我虽然起步晚，走得也慢，但还是在教学岗位上一点点像样起来。我身上最大的缺点是自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慢半拍。这一点使我特别想学好。我总是逮着机会想听人家老师的课，凡是能参加的教研活动，我都想参加。记得有一次去二高听俞悦老师的《胡同文化》，把我迷得那个神魂颠倒，那声音，那板书，真叫一个美！还有一堂是徐志明先生的《群英会蒋干中计》，课堂设计之周密，徐老师讲课之风趣幽默，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不会评课，光觉得人家都是比我有本事的，我只看到别人身上的光环。还有一次在诸暨中学搞教研活动。学校没有安排我参加。只有备课组长和其他几个老师去。我上完课，偷偷溜出校，找到诸暨中学开课的教室，坐在教室后门听了大半堂课，不幸被本校的老师发现，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像做了贼一样尴尬。又偷偷溜回了自己的学校。现在想来，偷技术要进步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大可不必做贼心虚。
越兴带了一届学生之后，我又开始心动了。我觉得是时候换个更好的环境锻炼自己了。于是我又想到荣怀去碰碰运气。我去荣怀的半路碰到了我的表弟。表弟在海亮初中部（郭家校区）做教务主任。十几年没见面的表弟居然在这种时候碰巧遇见了。表弟问了我的情况。劝我说，海亮荣怀一样的，干脆去海亮算了。正好那天初中部校长跟他一起吃中饭，他便介绍我认识了。初中部吕校长一听我爸的名讳，便连说老相识了，一口答应让我试试。教务处临时抽了报纸上一篇散文，叫我下午就去试课。我利用午睡课的时间准备了一下。下午走进指定的班级，只见里边黑压压一片，听课老师来了不少。上完课，心里一直惦记着，晚上忍不住打电话问我表弟。表弟说，老师们都觉得我是上过这篇文章的。我听了这话一下就放下心来，去海亮应该没啥问题。但随后却遇到了麻烦。中层干部会议上，我的聘用问题，受到辛校长的极力反对，表弟感觉很无奈，也搞不清楚哪里出了状况，辛校长反应何以如此强烈。我是知道原因的，由于第一次的应聘，辛校长对我有了刻板效应。最后的结果是海亮初中部不管辛校长的反对，背地里录用了我。但辛校长是管人事的，他对这事大为光火，自始至终不肯跟我签订聘用合同。我在海亮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黑市户口”。
我在海亮只呆了一年。那一年可以说是诸事不顺。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给我安排整个初一年段最差的一个班级。班里四十四个学生有二十八个重读生。，有的还是初中已经毕业之后重新返回来的。一开学，英语老师鼻子动手术住院，大半个月没来上课。我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盼来一个英语老师，才上一天课，腿摔断了。过了几天再换一个，很不幸，教了两天，跑温州去了。此后，我们班直到期中考试整整半个学期都没英语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英语还没普及，初一的学生没有老师教，等于啥也不会。我一个语文老师，又当爹又当妈，苦不堪言。家长意见也很大。在越兴我教的是高中教材，一下换成初一的很不适应。但从开学起，这个班就状况不断。开学没几天，一女生传染了红眼病，我叫她家长把她接回家去。其他学生一看染上红眼病可以不上学，赶紧偷偷地拿红眼病学生用过的毛巾使劲擦自己的眼睛。结果没出半个月，大半个班级学生的眼睛都红了，最后连我这个做班主任的也不能幸免。那段时间，学生上学像走马灯似的，今天这个来了，明天那个又去了，班级秩序一片混乱。这批学生从骨子里就不想读书，天天想着法子闹腾。任课老师根本无法走进教室。就连我的副班（诸暨市教坛新秀）都得让我站在教室窗口盯着才能把课上下去。
好不容易熬到红眼病过去，英语老师也请到了。满以为班级会稳定一点了。谁想半路又杀出个“非典”。“非典”时期，人人自危。学校怕传染，半个学期不敢放假。我们班那些饭可以不吃，点心可以不要，地上半个烟屁股会抖抖地捡起来抽的学生，怎么可能在学校里呆得住？他们都是不怕死的，变着法儿想出去。那段时间我跑得最多的地方是医院。学生动不动说自己发烧了。医务室一听发烧就推个干净：赶快送住院部发热门诊啊。谁送啊？班主任呗！所以，非典时期我从住院部拿到的口罩都有很高一叠。我陪学生到医院一量体温，不烧；医生给我一量，低烧。我跟医生说，我不是非典，我是累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头发尖都是湿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最手忙脚乱的时候，学校领导也找上我了，经常不声不响突然搬把椅子坐在了我的课堂，还美其名叫“随堂听课”，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亲爱的的辛颖校长，冯涛主任。我自然把课上得一团糟。然后，中层干部会议上领导又发话了，这种连书都不会教的人怎么能在海亮混下去？我们吕校长也很温和地开始训导我：“XXX啊，年纪还小嘛，怎么就像个小老太婆，一点朝气都没有呢？”
那年暑假，我离开了海亮。不管是学校炒了我还是我炒了学校，海亮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走得十分狼狈。我捧出的第二个板凳摇摇晃晃立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倒下了。
离开海亮之后，我一度特别消沉。我也想过回电厂，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回去。感谢越兴中学重新接纳了我。我又开始与高中生打交道了。有了那么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去看越兴的学生，一下就感觉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都是祖国最美的花朵了。我的心沉静下来，不再浮躁。我对学生特别有耐心，我开始钻研教材教法，我的课终于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认可。我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年年被评优了。我知道在座有很多老师是看不起越兴的老师和学生的。好多场合都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三都越兴除外。”我感觉越兴和我一样是编外的。但越兴对我是有恩的，我应该感谢它。
在越兴有个自费生，跟了我三年，死活不肯离开我的班级，最后我把他培养到了年段第一，上了本科，进了公安专科学校，现在在乔司农场做警官，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在越兴，我带出来的好几个学生现在在公立学校做老师，有着正式编制；在越兴，我带的那届高三，两次模考成绩平均分都在90以上；在越兴，学生们第一次给我一个外号：“宣妈妈”；在越兴，我拿到了教师资格证，我有了职称，没有人再说我不会教书。
再后来，我凭着一张高三模拟卷进了荣怀。这一次，我没有通过任何关系，我是凭自己的能力进去的。我到荣怀第一年，校长给我三个普通班，外加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把我的普通班带成了创新班，各类考核都是同类班级第一。那一年我拿到的奖金是整个高中部第二名，我成了优秀班主任。第二年我拿到的奖金是整个高中部几百个老师中最多的。今年是我到荣怀的第九个年头。在荣怀我已经连续带出三届学生了。在荣怀我带过美术班、传媒班、国际班，当然最多的还是普通班。其实班级不在好坏，把学生培养成才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荣怀收获最大的是学生和家长的口碑。现在我要把我的第三个板凳捧出来了，这个板凳比起前两个自然要强一些，虽然比起其他同仁的作品来，它同样是丑陋的。
我的第三个板凳比起前两个强在以下几个地方：一.虽然没有带过最好的班级，但各项指标从来没有落后过，高考的，会考的，都完成得很好。09届我带的一个专科班，班里55个学生，上线53个，出国2个。12届，整个班的学生会考全线通过，一个不落。
二.班级稳定，学生认可。一个“宣妈妈”学生呼了十多年。11年教师节，一个班的学生自发涌进我的办公室，围着我流着眼泪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些年我带过不同类型的各种班级，从来没有一个家长投诉过我。我的班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纠纷。换句话说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事故。
三.家长们认同我。在荣怀，很多老师知道我招生厉害。我专门招优秀生，这几年加起来，怎么着也有好几个班了。去年校长算招生奖，他说：“XXX，你一个人就把整个学部三分之一的招生奖拿走了。”我说，校长你别小气，那都是按人头算的，我实际得到的还不止这些（我是在职招生的，一边上课，一边招生）。这两年校长老让我上台介绍经验。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我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了，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培养了。家长信任我了，我的事业也成功了。现在我不怕学校炒了我，现在我一不小心会把学校炒了。
我的第三个板凳明显还很粗糙。做教师这么多年，进步非常缓慢，跟我一起进校的，都跑我前面去了，成了我的新领导。今天我们培训班的老师把我推到前面来作专题报告。我想说一声，我是个最低级的学员，没经验可以传授，我向大家汇报来了。当然我的汇报完了，浪费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后记：这是几年前在90学时培训结业典礼上作的专题报告。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回过头去，仿佛在看别人的故事。而在当时却因为讲了真话，而赢得了热烈掌声的。记录一下，聊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