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觉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一种不正确、歪曲的知觉。错觉可以发生在触觉方面，比如把食指和中指交叉起来，放在鼻子两侧，上下来回移动手指几次，据说有一半的人会感觉摸到了两个鼻子；错觉也可以发生在视觉方面，比如坐在快速前进的火车上看窗外的树木，会感觉树木在移动。种种错觉中，最具隐蔽性的是对知识的错觉，也即，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知识体量，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知识，事实上，人们比自己预想的要无知得多！
也正因为此，高智商的精英也会犯愚蠢的错误；人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别人不能理解自己；社会偏见总是难以消除.…
人类的心智是一个矛盾体，混合了聪慧与愚昧，兼具创意与无知。个体对世界的了解十分肤浅，人们之所以看上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因为生活在一个丰富的知识共同体中，可以与他人取长补短，相互依存。进一步说，人类能够从生物界中脱颖而出，一步步地主宰世界，与其说归功于个体的独立思考，不如说更加依赖于集体思考的智慧。
知识的诅咒
日常生活中有几个常见场景：老板召集员工们讨论项目，老板就项目的意义、背景和要求讲了半天，员工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竞为什么做，应该怎么做；家长给孩子辅导功课，觉得超级简单的知识，讲了四五遍孩子还听不懂，于是家长怒不可遏，觉得孩子怎么这么笨？情侣逛商场，女孩心心念念想要一件礼物，但男生没反应，女生就埋怨男生，你居然不懂我的心思？
导致这些沟通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的诅咒效应。具体来说就是，人们会本能地认为，别人和自己拥有一样的态度、想法、知识、经验和阅历。
199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伊丽莎白.牛顿首次提出了知识的诅咒效应，她做了一个实验：请120个人用手敲击20首流行金曲的节拍，请另外120个听众来猜曲名。拍打者认为，自己的敲击节奏非常清晰，会有一半的听众能够猜中曲名。结果却出乎意料，只有2.5%的听众猜对了曲名。
拍打者敲打桌子时，脑中联想着歌曲的旋律，他们认为那些猜歌曲的人也能够想象出这些旋律。可实际上，猜歌曲的人只听见了噼里啪啦的噪音。拍打者觉得猜歌曲的人猜不出曲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知识的诅咒效应。
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高估别人理解我们态度和情感的程度，误以为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内心。人们也总是在评估他人时以自己为标准，期待别人如自己所愿的评价自己。但很多时候，别人无法取得我们既有的知识和信息，也就不容易理解我们的观点。
比如，聊天时，一方兴致勃勃地谈起最近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和原著的区别，而倾听的另一方没有看过原著，无法理解电影和书里的情节有什么不同，就不能给出什么回应；再比如，资深HR要求新入职的薪酬专员，在一周内完成一份薪酬优化报告。这在HR看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她自己做只要两个工作日就完成了，薪酬专员则认为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实际上，当我们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深入某一领域后，就很难想象别人没有这类知识，很难接受别人不具备同等的知识水平。比如说，某地想要建设一座核电站，专家会从高效、清洁、消耗少等专业角度来解释核电站建设的合理性，而普通民众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就会从担心核辐射等非专业角度来反对。
个体之间的知识储备存在着差异。在知识的诅咒中，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别人也知道，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知识的错觉
人们容易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和知识储量，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运行规律一清二楚。事实上，个体能够在一两个领域做到专精就不错了，对整个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只是因为知识的错觉而已。
抽水马桶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之一，每个人每天都会使用马桶，但是如果追问抽水马桶有什么原理，按下抽水按钮的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事实上，抽水马桶看似构造简单，其中蕴含着很多科学知识。我们需要了解物理学的虹吸原理、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原理、金属和塑料的材料学属性、消费者对马桶形状的偏好，才能知道马桶是怎么设计的，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又是怎么被市场接受的。
同样，洗碗的时候，热水为什么能从水龙头流出来？自行车为什么能够在地上跑？电灯泡是怎么发光的？飞机为什么在空中不掉下来？这些平时很熟悉、看似很简单的事物，只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人们就会展现出无知。
自以为掌握的知识量和实际掌握的知识量，它们之间有多少差距呢？能否测量这种差距呢？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弗兰克·凯尔设计了一种叫“解释性深度错觉”的测试方法。他让被试评价自己对拉链的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了解程度分为1至7分，每个被试为自己打分，了解程度越高，分数就越高。实验结果是，被试普遍觉得自己知道得挺多，给自己打出了6到7的高分。
接下来，凯尔让被过具体解释拉链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需要描述使用拉链的所有步骤。很多被试发现自己没办法详细地回答，因为他们不在拉链工厂上班，对拉链的原理一无所知。这时，再请被试评价自己对拉链工作原理的了解程度，他们给自己的打分明显变低了，变成了一分或者二分。凯尔又用直升机、石英表、钢琴键盘、锁芯、缝纫机等进行了“解释性深度错觉“测试，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无论被试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大学生，还是高中生，或者是随机抽样的美国民众，实验结果惊人的一致，错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实。
人们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知识的错觉中，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2010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平价医疗法案》，也叫“奥巴马医改计划”，在民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对法案持否定态度，共和党还把它当作攻击奥巴马执政失误的武器。
政党和大众的态度如此明确，那他们是否非常了解这个法案呢？答案是否定的。
2013年4月，美国一家社会机构对《平价医疗法案》的大众普及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0%的美国人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是一部法律；1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项法案已经被国会驳回了，并未出台。
人们对不了解的事情指手画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对气象学一无所知的人为了全球变暖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的人为了转基因问题大打出手；压根不知道伊拉克和乌克兰在哪的人鼓动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军事行动……人们意识不到知识和思维的局限性，一味地固执己见，这也是知识的错觉带来的负面作用。
怎么破解知识的错觉带来的迷思呢？回想一下弗兰克·凯尔的“解释性深度错觉“测试，人们总是对自己的理解水平自我感觉良好；一旦让他们尝试做出解释说明，比如被试被要求详细解释拉链的工作原理，他们就会省悟到：能说明白、讲清楚的知识确实比自以为的要有限。
我们在做事或者决策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想法？从别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行不行？自己的观点可靠吗？有什么论据支撑吗？当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才能尽量避免知识的错觉带来的干扰。
不爱做理性思考的大脑
人类的大脑有两种思考系统，一种是直觉系统，是大脑与生俱来的部分，也叫原始脑、本能脑；另一种是理性系统，是大脑后来进化出的部分，也叫进化脑、理性脑。
耶鲁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沙恩·弗雷德里克设计了一些小题目，用来测试人们在做决策判断时，是倾向于用本能脑还是理性脑。比如有这样一个题目：一只蝙掘和一只棒球，加起来总价格是1.1美元，蝙蝠的价格比棒球的价格贵1美元，那么，棒球的价格是多少？
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答案是10美分，这就是出于直觉的本能脑给出的答案。可是仔细分析，如果棒球的价格是10美分，编蝠的价格比棒球高1美元，那么蝙蝠的价格就是1.1美元，两者加起来总价就变成了
1.2美元，所以正确答案不可能是10美分，而是5美分。
沙恩·弗雷德里克随机测验了一些美国民众，只有不到20%的人给出了正确答案。数学家和工程师比诗人和画家的表现要稍好一些，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测试的学生中有大约48%答对。
从进化的角度讲，大脑进行理性思考，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为了节省能量，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大脑一般不会启用理性脑，而是凭本能脑做出反应。比如，别人问你马桶的原理，大脑的直觉会告诉你，这不难；一旦仔细思考，你会发现自己了解的并不多。话说回来，如果对你详细地解释马桶运作的原理，你想听吗？很多人会拒绝，因为没必要了解，知道按哪个键马桶能冲水就行了。
虽然大脑不爱做理性思考，但它有两个能力，能帮助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
第一种是抽象能力，大脑能够从庞杂的信息中取其所需、去其无用，并总结归纳出深层次的规律。比如，一个人在17岁高中毕业时拍的照片，和40岁拍的照片，看起来容貌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人们仍然能看得出是同一个人。再比如，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无论它被什么乐器演奏，被什么歌手翻唱，哪怕唱错了音，我们也能分辨出这首歌的歌名。
同样，人们在日常交流时，不会逐字逐句地去记别人的原话，而是会提取核心意思和潜台词，来迅速地理解对方的话意；汽车修理师记不住每辆汽车的颜色、型号，但是能记住各个部件之间如何连接、如何工作，从而修理好汽车，这些都要归功于大脑的抽象能力。
第二种是依靠经验来进行推测未知事物的能力。比如，人们用水流、人流等常见的事物，来类比理解电流的存在。
当然，这种经验推测也有失误的时候。认知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被试戴上一种特制的眼动仪，这种仪器能把人的视线焦点实时反馈给计算机。接着，请被试阅读电脑屏幕上的文章，文章的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乱码，只有小部分是正常的文字。计算机通过眼动仪，识别出被试正在盯向哪里，在其视线所及处显示正常的文字，其他的地方显示乱码。结果，每个被试都觉得计算机显示的文章是正常的，读得懂、讲得通，他们断定没看到的部分也是如此，根本没有乱码的存在。人们用来自过去的经验去推测事情的因果，用接触到的局部信息去建构外部世界的模型，如果不对之审慎辨别，就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的困境，影响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人类通过认知分工的方式共享知识共同体
知识通常存在于三个地方，自己的大脑、别人的大脑和外界环境。对于个体来说，绝大多数知识储存于后两处，不在自己的大脑里，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就去调取它们。
比如，想要了解某个药物的具体疗效，就去咨询医生；想要改造老房子的水电，就求助于专业技工；查询路线，用地图或者手机导航软件；不明白股票和债券有什么区别，可以去找理财书看。我们只需要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能调取到这些信息即可。图书馆、互联网上的资料库、搜索引擎都是极佳的信息调取工具。这些工具会使人们在认知方面的自尊心得到提高，对自己记忆、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会感觉更好。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者阿德里安·沃德调查发现，人们遇到不了解的名词，会借助谷歌等互联网搜索引擎来找答案。如果问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答案的？人们多半会忘记答案的来源，觉得自己原本就知道，把功劳归于自己，而不是搜索引擎。世界总是运行如常，太阳总是东升西落，专家、咨询顾问、老师这些角色永恒存在，互联网、智能手机触手可及，整个世界的知识就在人们的指尖，不必凡事都死记硬背，如果需要知道什么，只需要找到它们就好。只有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才真的把学识存在自己的记忆体里。
尽管如此，“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每个人大脑中所有的知识汇总起来，就形成了浩瀚的知识海洋。单个个体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形成特定的认知分工，然后通过共享知识和技能彼此协作，让整个社会良好的运作，这就是知识共同体效应。远古时代的人类通过共同行动来捕获大象、犀牛等大型动物，一些人负责掌控兽群的运动方向、一些人负责投掷武器、一些人负责居宰等等；古埃及的采石匠、运输工人、泥水匠等共同建造了金字塔，这些都是利用知识共同体协作的结果。
不独人类，自然界中的很多生物也擅长群体协作，比如蜂群。每一只蜜蜂都无法独当一面，工蜂无法繁殖，雄蜂无法自给自足，蜂后无法独立保护蜂群。但当它们合作形成一个共同体时，表现出的群体智慧大大超过了每只蜜蜂的能力极限。人类个体比蜜蜂复杂和强大得多，但人类和蜜蜂有一项相同的特质，都善于利用群体的协同作业，造就大规模的智能体系。
知识共同体的成就离不开个体的贡献，更依赖于群体的协作。从捕杀野牛到建造摩天大楼，从制造一个简单的打火机到制造出航天飞机，人类的所有伟大成就都依赖于知识的共同体。但是，人们往往忽路这一点，更习惯于权威崇拜和英雄崇拜。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是颂扬英雄的力量，超人拯救地球的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受到追捧；而科学家之所以伟大，也是因为他们凭一己之力改变了世界，比如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奠就了现代化学的核心…
但事实上，人是社会性动物，科学家也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成就，是因为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模型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衣钵，他的理论机制来自托勒密；门捷列夫也不是拍脑袋凭空想出了元素周期表，他受教于法国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在欧洲频繁参加学术会议，与同僚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研究进展。确切地说，元素周期表发源于这个知识共同体。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没有科学前驱的努力，就没有相对论的问世。
知识并非全部储存在个人的脑袋里，而是公共性的，在一个共同体中被共享。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眼界和思路就会变得开阔，开始关注更大的群体，而非聚焦于个人作为。
知识的错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当中，我们无法区分哪些知识是内化了的，哪些根本不在我们脑袋里。
技术会取代人类吗
人类身处知识共同体中，靠着共享意向性的驱动来实现合作。所谓的共享意向性指的是，人类能够共享对某事的注意力，可以共享欲望、愿望、希望或谋虑等情感需求，形成共同立场。共享意向性是人类独具的一种能力，机器和动物均不具备这种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富洛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找玩具“实验，来验证人类的这种共享意向性。在实验中，让一名成人和一名婴儿共处一室，室内有一个铁桶。成人把一件玩具藏到桶里，用手势引导婴儿去找。如果成人用手指着桶，婴儿应将他的目的理解为：这个桶里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玩具。
托马塞洛发现，14个月大的婴儿就能理解成人的意图，顺利完成这项任务。而当成人被试故意假装要退出“找玩具“游戏时，一些婴幼儿会鼓励成人被试继续下去；把人类婴儿换成黑猩猩或者其他类人猿，它们虽然能够注意到成人的手势，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成人指的那件玩具上，无法朝着“找玩具”这个共同目标而行动，更不会试图鼓励别人。
同样，蜜蜂种族虽然分工明确，但并不具备共享意向性。工络不知道自己是工蜂，雄蜂不知道自己是雄蜂；工蜂虽然负责保护巢穴、采集花蜜，但这是进化而来的天然行为，而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识行动。所以，蜂群数百万年没有明显的进化，而人类能力却能够持续升级。有了共享意向性的存在，人类得以共享知识和智慧、追寻共同志业，一代代把知识传递下去，创造出繁荣的文化和文明。
现代科技也在知识共同体中占据着重要角色，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比如计算机能够驾驶长途运输卡车；机器人能分拣快递，能做出美味绝伦的饭菜；智能手机让我们实现了沟通无缝隙、天涯若比邻。但是，技术不具备与人类“共享意向性”的能力。
GPS导航设备如今变得无处不在。它们能够根据当地交通状况，帮人们规划出最佳路线，在你错过转弯的路口时，提醒你改变路线。但是，它们只是根据指令设定，机械地完成任务，并不真的理解你想做什么，不会因为你想留住车上的恋人而选择一条远路，也不会因为今天交通状况太糟糕而建议你待在家里别出去。它们没有读心术，无法与你共享意向来追寻共同的目标。
因为科技无法与人类共享意向性，当技术失灵而人类毫无防备时，灾难就会降临。
2012年3月，三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日本学生，用GPS导航把车开进了太平洋。
2009年5月31日，法航447航班在飞往巴黎的途中，仪器出现故障，飞行员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最终，飞机坐毁大西洋，机上228人全部遇难。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不会成为知识共同体中人类的平等伙伴，它仍然是一个工具，无法取代人类。
知识共同体时代对聪明的新定义
如问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呢？传统的测试手段是智商测试。智高是智力商教的简称，是用个人的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再乘以100得到的结果。比如，一个人今年20岁，经过测试其智力年龄是25岁，那么25除去20再乘以100，算出来智商就是125。通常，智商超过140的人被称作天才，智商120到140之间的属于聪明人，而大部分普通人的智商在90到110之间，智商低于80的属于落后人群。
智高测试迄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在19世纪未，欧美国家开始普及公共义务教育，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各种各样，对聪明孩子可以摇尖培养，而对一些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就需要建立特殊学校来帮助他们学习。怎么区分这些孩子呢？
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找到了一种整别手段，他设计了30道测试媒，比如让孩子说出人体各部分的名称，重复念一串数字，说出苍辑和继媒的区别等等，这些题目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得到的分数就代表孩子的智力年龄。
但智高测试测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人全部的智力。智商测试的发明者比奈承认，智力实际上是没法测量的，它包括语言、逻辑、空间、人际、音乐、认知等多种能力，就像不同液长光，组成了每个人独特的智力光谱，无法用单一的标准去比较。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单打独斗已经不再有效，人们以各种方式参与知识共同体，并对共同体做出贡献。比如，有人喜欢冒险，盘长提供创意；有人天性谨镇，适合做后勤保用；有人对数字敏感，成为财务专员；有人善于交际，是谈判和公关好手等。
每个人在其岗位上发挥作用，与其他人形应技能匹配，通力合作，远比单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意义更大。团队成员在技能上的互补性越好，团队完成任务的整体能力慧高，成员之间配合得越默契，知识共同体就越聪明，集体也会做出更加聪明的决策。
重视团体的力量，也能帮助个体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有一些学校尝试组建学习共同体，将班级中的学生分成若干个研究小姐，提出一个讨论话题，由每个小组负责研究话题的一部分。小组成员需要通过书籍、网络等渠道收集信息，写成报告，在课堂上与其他小组分享。通过这神学习共同体的构递，学生们既高效共享了资源，也掌握了更多的知识。
人们在一起进行思想碰撞，各个人的知识就连结成一张网，每个人的思考都是网中的一个节点。当需要决策时，不同的节点会给你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要想提升自己的决策能力，都要借助知识共同体，借助于集体的智慧。
人类成为空前复杂而强大的物种，不仅取决于个体脑的成就，还仰赖于群体脑的协作。
总结
我们习惯于“以己度人”，会认为别人理当和自己拥有一样的知识、经验和阅历，这产生了知识的诅咒。我们擅长从周围的人、事、物上获取经验和智慧，又难以分清知识是内在掌握的还是取自他人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这造成了知识的错觉。共享意向性使人类从众多地球生物中脱颖而出。每个人把自己的知识“共享”出来，形成知识共同体，就能以群体智慧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要想克服知识的错觉，更好地决策，就需要我们重视集体的智慧，利用知识共同体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错觉可能让人感到不愉快，无知也会让我们感到难过。在分工越来越细化，怀疑精神越来越匮乏的当今时代，承认自己认知上的局限，主动打破知识的错觉，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引导人们更好地团结协作，运用知识共同体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