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开始逐渐颠覆和改变各个行业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行业的变革和信息产业的爆发，伴随的互联网技术的日趋成熟，“大数据”这个概念开始逐渐说被人们熟知，这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的一种技术，在这样的一种技术条件之下，使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和条件，在众多领域和深入的层次获得和使用全面、完整和系统的数据，深入探索现实世界的规律，获得过去不可能或很难获取的知识，得到过去无法得到或者很难得到的商机。同样，企业管理也将面对着这样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能够在企业管理工作中通过从信息到数据再由数据到有用信息的分析而获得知识、商机和为社会服务的更高层次的能力。同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也许我们即将迎来第四次产业革命。

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领域里，过去15年，所有的资源、资金都压在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上面，所以我们称之为消费互联网。现在移动互联网来到了第二产业工业，第一产业农业。按照马云的说法互联网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顶层基础设施，是水、电、煤和高速公路。那么，随着移动互联网对工业领域、农业领域的颠覆、侵袭，实际上整个移动互联网我个人认为它进入深层次的再造，深层次的重新产生效率的一个阶段。

就目前来说，互联网的技术普及引发的是各个行业的变革，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行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全新市场模式，引发了市场红利的爆发性增长。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互联真正的影响是颠覆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通过对管理的颠覆，颠覆实业；通过对实业的颠覆，再次影响电商。

管理体系的改变，意味着目前经济生活的主体被彻底改变。

颠覆逻辑：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

互联网和电商现在有一股庸俗化的趋势：互联网等于电商，电商等于淘宝，淘宝等于低价。

对互联网的很多误解，对电商的批评，都源于上述简化理解。互联网时代刚刚展开，一两种成功的互联网现象，很容易被简化为互联网的全部。

我们先看看工业文明时代的颠覆逻辑。工业文明崛起时，无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首先影响的都是实业，然后才影响商业。

因为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大规模生产又需要相应的管理体系，所以现代管理应运而生。因为产品的丰富和城市的发展，现代商业格局才成为可能。所以它的逻辑是先实业，后商业。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文明崛起时，首先影响的是商业，然后才是实业。互联网首先是信息传递工具，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天然工具，而商业恰恰源于信息不对称。因此，互联网对商业的影响巨大，甚至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对商业的颠覆反过来又挤压了实业，在一定阶段影响了实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需要产业升级的时刻，电商却拉低了价格，出现了“屌丝逆袭”。因此，互联网和电商的价值被严重误解了。

信息文明时代，需要一场新型的管理革命为这个时代的正向价值证明。

新型实业的基本构件

马云与王健林，雷军与董明珠，他们并不适合做对赌的对立面。他们不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对象，马云和雷军以电商取胜，王健林和董明珠是做传统实业的。

海尔张瑞敏的“小微主”，韩都衣舍的“三人团”，红领的“C2M模式”，这些才是王健林和董明珠的革命者。一个是信息文明时代的新型制造，一个是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制造的产物。

我把这个时代称为信息文明时代，就像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创造的时代是工业文明时代一样。信息文明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不是互联网，而是基于微电子技术的IT。

进入信息文明时代，新型实业的基本构件已经与典型的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

第一，跨界技术的出现。IT（微电子技术）不再是一个行业的技术，而是能够跨界并与其他行业技术融合的技术。其他领域的产品将随着IT技术的渗透而发生改变。颠覆发生在行业之外，没有这样的跨界技术是不可能的。

第二，世界经济的模块化。工业文明达到顶峰，世界经济模块化了。比如，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硅谷是研发中心，伦敦是设计中心，印度是呼叫中心，纽约是营销中心。世界经济的模块化，一个模块可以独立生存，没有任何模块但能够整合也可以生存。

第三，各类创新门槛的降低。过去，创新是门槛很高的活动。虽然小创业的创新比例很高，但真正商业化几乎是大企业的专利。现在，个体或小微组织创新经常比大企业更有爆发性，更有颠覆性。

第四，企业成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工业文明时代的行业格局形成以后，颠覆者极其困难。现在，金融与创新的结合，风投介入创新，企业能够以指数级数发展，不再需要滚动发展。

管理的颠覆

几乎在每个管理的要素上，信息文明时代的管理都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形成了反差。

分工VS跨界

现代“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把“专业分工”作为“管理十四原则”之首。分工提升效率，是现代管理的基石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从分工开篇的。

专业分工的结果，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微小细分，细分后很难还原整体。现代管理的KPI考核之所以那么重要，就是专业分工的结果。

信息时代的小微主和创客则不同，他们通常是跨界的。比如，韩都衣舍的“三人团”，几乎就是一个传统的服装企业，每个人都是跨界的。在信息文明时代，既需要有专业分工，又需要有跨界。如果没有横跨多个专业，可能很难生存。

大组织VS小微组织

把更多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规模经济，这几乎是现代组织的基本特征。不论何种组织形式，都有官僚组织（层级组织）的特征存在。

2014年，海尔辞退了约1万名中层管理人员，把组织改造为“平台+小微主”，小微主又分为转型小微和创客小微。小微主是独立核算的创业者，创客是合伙人。

这么说，难道规模经济不存在了吗？其实，在世界经济模块化的今天，企业专注于一点，然后整合社会资源，才是基本生存方式。

集中式VS分布式

过去企业的逻辑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现在的高铁是分布式动力，每节车厢都有独立动力，车头只是控制系统。高铁反而比普通火车跑得更快。

信息文明时代的组织形式是“平台+个体”。海尔、韩都衣舍都是如此。平台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个体承担创新和经营职能。即使是作为商业组织的代理商，现在也纷纷转向“平台+个体”的组织模式了。

规模经济VS创新经营

工业文明时代虽然也讲创新、差异化，但根本的竞争力量是规模，战略、经营和管理主要是为规模经济服务的。即使有差异化产品，也只能存在于两种情况：一是大企业不愿意做的细分市场；二是依托于规模的产品细分，即大企业的小众产品。

借用现在的平台观点，工业文明时代的大企业是经营的平台，细分产品主要依托于企业平台经营。

现在有种说法，互联网正在成为基础设施。确实，像BAT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它们正在为信息文明时代提供基础设施，比如，阿里巴巴就是电商的基础设施。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的行业巨头提供了内部经营平台的话，阿里不过是全社会的公共平台。

只要是平台，总是有限的。过去，多数行业是趋向寡头垄断的。现在，互联网基础平台甚至是独家垄断的。这应该是公共平台的基本特征。

当互联网提供了公共平台时，企业要么依托于公共平台经营，比如淘宝上的卖家；要么再次成为小平台，为创新者提供平台。韩都衣舍有300个“三人团”，每天推出近百款新款，我不追究它款式的来源，至少他们每天在大量推陈出新，这就是一种创新经营的体制。

KPI VS个体解放

层级组织与专业分工，带来管理的流程化，流程化必然要求KPI。现代管理广受诟病，因为科学管理的异化有三大“成果”：一是庞大而无效的管理层；二是庞大管理层带来的复杂的管理流程；三是复杂的流程所衍生的KPI。

无论现代管理多么强调激励，但层级组织、流程和KPI决定了每个人其实只是组织可替换的“标准件”，所谓的激励，不过是“捆绑下的激励”。

“捆绑下的激励”是被动的激励，是“大棒下的胡萝卜”。真正的激励是个体的自我激励，是基于个体解放的激励。

小微组织的存在，把每个人要么变成平台上的创业者，要么变成合伙人。这是基于个体解放的激励，是主动的激励。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谈“激活个体”，我觉得个体是不需要激活的，解放了个体，个体自然是激活状态。

组织创新VS个体创新

农业文明时代，或工业文明时代的早期，创新是艺术，是难以模仿的艺术，一如爱迪生一样难以模仿。

当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讲创新时，创新已经不再是艺术，而是科学的流程，是可以像流水线一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个时候的创新是有组织的活动，创新的组织，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是严密分工的。这样的创新，对于高门槛的创新非常重要，但再也难以出现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了。

然而，跨入信息文明时代后，爱迪生式的创新好像又回来了。个体创新的力量好像再次超越组织创新的力量。互联网领域的世界龙头，初期都是“个体户”。凯文·凯利有个说法：颠覆来自边缘。这个说法有两层意思：一是颠覆者想象不到，二是颠覆没有门槛。

互联网组织“平台+个体”的架构，我认为既是经营架构，也是创新架构。把原来高层决策的创新，变成分布式的创新。

经营产品VS经营平台

企业是经营主体，长期以来就是如此。事业部制的建立打破了这个状况，事业部是经营主体，总部是决策主体。在信息文明时代，这种状况再次被打破，企业成为服务平台，个体成为经营主体。

如果说韩都衣舍从一开始就经营平台的话，海尔的张瑞敏在这么大规模的情况下转型的难度更大。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不再是经营的主体，而是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提供资金、品牌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也意味着，企业承认在经营能力上没有个体的竞争力。

谷歌成立母公司也提供了一个佐证。以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开发了众多产品，但都依托于搜索引擎这棵大树下，其他产品经营得并不好。谷歌成立母公司Alphabet，实际上是让每个产品成为独立经营的子公司。

所以互联网技术带动的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对政府而言，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它创新的含义，眼下可能还存在一点困惑，包括我们的管理层，对于企业家来说，需要管理的创新，对政府而言，需要机制的创新。我想，从政府层面来讲，智能制造带来的是一个产业变革，是一种产业生态的颠覆。它可能颠覆了很多东西。比如汽车，传统汽车当中核心的能力在于“三大”，发动机、变速机、汽车电子等“三大”。新能源汽车就带来了决定产业创新能力，是电速、电池、电压，新三大，整个产业生态就被颠覆了。过去在生产制造业领域，很少有互联网企业进来，我们现在也是被颠覆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涌入制造业，甚至在国外的互联网企业直接进入制造领域，像谷歌，在智能汽车、在智能机器人对产业生态进行了颠覆。我们针对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产生，正需要适应、构建一种新的创新激励机制，包括很多政策在市场当中需要大胆地、大量地进行尝试。

作者：刘沛航 高帆 魏琳 刘卓 李雪

部分内容选自文章“管理是“互联网+”新一轮风暴”  刘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