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本摘抄自《物演通论》附录二 —— 一、中国思想史上的贤哲与显圣。标题为本人另加。）

一、孔子的学说是“实学”而不是“哲学”。

孔子：

首先是一个实务家

（他以无背景的平民身份，成功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民营“丧仪技校”或“丧葬公司”，且运作状况良好；

他以无提携的布衣身份成功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具凝聚力的“政治社团组织”或“在野党”，且借此势力而步入政坛；

他身兼“从教、从商、从政”与一体，且一石三鸟，处处的手，无不达到极致，可谓是一个身手不凡的社会活动家），

其次才能算作一个文化人

（他在五十五岁左右罢黜于政坛之后，又奔波游说诸侯列国达十三年之久而不见用，

直至临近古稀之年才静下心来，得以“删诗书、定礼乐、赞易象、修春秋”，

然此类文事迄今仍未可确证，

其唯一可靠的传世思想文本仅有后世弟子们纪纂的语录体《论语》）。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依然耿耿于恢复初周之际周公旦“制礼作乐”的所谓“亲亲（亲近又亲缘关系者）、尊尊（尊重有社会尊位者）”之政治制度，可见其心志之所向或心智之所系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

因此，与其将他的学说视为“哲学”，毋宁视之为“实学”更恰当。

二、孔子与老子之间师承关系的特点—— 连贯而错落 。

孔子虽为老子的流水弟子，但终其一生并没有完全搞懂老子的思想，故曾叹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然而，孔子多少还是看出了老子学说不切人间之实际的弊端，因而一反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主张，偏偏践行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存在着连贯而错落的历史特点，即，

老子是直接表彰自然生物社会或原始氏族社会的；

孔子是间接承传动物社会法则并进而将其文理化的；

二者共同刻画了人类尚处于文明源头时的迟疑和忧虑），

由此实现将老子之“务虚”变为孔子之“务实”的学术转换，

也由此造成孔门儒学居然成为国之显学的历史渊源

（国人倾向于将“人事”当作“格物”

将“实务”视为“学问”，

这正反映了原始文明的切近眼光和农耕社会的文化诉求）。

三、孔子思想能够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1、孔子思想的四项重要贡献

姑不论孔子的思想如何浅薄而实用，他毕竟做出了如下四项重要的贡献：

一、不自觉地发扬了从动物亲缘社会中增长出来的人文社会之理性规范；

（如维持血缘族群的“孝悌纲常”；

防止乱伦危害的“男女大防”；

以及促进智质发育的“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

二、亦即不自觉地顺应了农业文明之社会演进代偿的历史要求；

（如维系联盟社会的“君臣纲常”；

防止阶级冲突的“宗法等级”；

以及促进群体合作的“诚意修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

三、而且，他所提倡的“仁”（“仁者爱人”）之思想核心，恰恰表征为对“弱化人性”的关照；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论语·里仁》：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四、他所整饬的“礼”（“齐之以礼”）之政治制约，恰恰表征为对“自然社会结构化趋势”的遵从；

（《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孔子的一个卓越见识——克己复礼

此外，孔子还有一个卓越的见识（五四运动以来也被不无道理地斥为短见和罪过），即他那超现实的胸怀和理想：“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见《论语·颜渊》。

“克己”是指“克制文明化所带来的人欲膨胀和私心骚动”；

“复礼”是指“恢复眼前可供参照的西周文明之初的礼制规约”；

“天下归仁”是指“唯有如此方能回归于人性醇厚、仁爱通行的美好社会情境之中”

）。

质言之，他要竭力守护“人文初生态”

（老子是守望“人世原生态”，两者之间的“深、浅、虚、实”之差别一目了然），

借“礼”、“仁”、“恕”之说教及操作，

抗拒和修正“文明化进程”必然带来的生存紊乱后果

（就这一点看，又可以讲，孔子虽然有所变通，却深得老子思虑之要领，不愧为老聃最有出息的“得意”门生）。

这使得他的学说大约也为如下史实提供了某种不可或缺的助力：护持古国文明，孑然独立与世，历数千载之磨难而竟坚韧未可折。

凡此种种，都是孔子思想终于能够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参阅《物演通论》修订版第一百六十三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