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大汉奸汪精卫人生的两面性，或叫双重人格。我们都知道，汪精卫年轻时有一次惊天动地的经历，那就是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这次刺杀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埋炸弹时被人发现，导致功亏一篑。汪精卫被捕后，与同时被捕的黄复生争当主谋，决定赴死，并留下了死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是何等豪迈！

历史的喜剧化在于：两人想死却没有死成——如果换到前清，足够凌迟与诛灭九族了。看来，时代当真有所不同了。

主管这起爆炸案的肃亲王善耆亲自看了他们的供词，对汪精卫的才华尤为欣赏，加上清廷也怕引来更多革命党抱着炸弹来报仇，于是摄政王听从善耆的建议，改处死为终生监禁。

后来，武昌起义爆发，汪、黄二人获释，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其间，不过两年左右而已！

那时的汪精卫，确实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气节，或许他就不会当汉奸背上千古骂名了。

然而，历史就这么戏剧化！

02

汪精卫1903年赴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同盟会，认识到必须以革命方式拯救国家和民族。1905年，汪精卫拜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很欣赏汪精卫，多次对他委以重任。

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被袁世凯释放，欠下袁世凯一个天大的人情。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担任临时大总统，汪精卫以避免流血牺牲为理由，劝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汪精卫自认为革命事业已经完成，于是和陈璧君结婚，并承诺终生不再从政，之后和陈璧君一起到法国留学。如果真是一去不回，也没有后面的什么事了。

他怎知道，大革命的风起云涌才刚刚掀开第一页呢？

袁世凯称帝，遭万人唾骂。孙中山宣布讨袁，并要求汪精卫回国协助自己。汪精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看来，他的政治情怀一点儿都没有泯灭。

1921年，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元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汪精卫成为孙中山秘书。此时的孙中山，确实有意把汪精卫当做自己接班人来培养。

1925年，孙中山去世，临终前定汪精卫为接班人。此时的汪精卫，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与执行者。

是年，汪精卫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长，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组织10万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

风云突变，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疯狂屠杀汪精卫亲信。

汪精卫的妥协与投机性格初次展露，他没有选择与蒋介石做坚决的斗争，而是选择出逃法国躲避。

他出逃法国也并不是远离政治斗争，而是审时度势，一直于蒋介石明争暗斗，甚至各立政府。

1931年，汪精卫第二次觉得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自我妥协，成为国民政府副总裁，屈居蒋介石之下。蒋介石主管军事，汪精卫主管政治。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汪精卫的投机性与妥协性，以至于他后来叛国投敌成为汉奸，也不足为奇了。

03

虽然汪精卫曾经劝孙中山退位是为了平息战争，减少流血牺牲；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他逃离到法国，称自己是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国民党分裂”，但实际上他并不甘心失败，随时准备取代蒋介石——因为在他心里，自己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自己才是合法的国民党主席。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妥协理解为贪生怕死，理解为暂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此一时彼一时”，还可以理解为变化无常。这跟当初那个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青年汪精卫已有本质不同。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亲日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汪精卫的投日，他老婆陈璧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不满意丈夫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极力鼓动汪精卫另开局面。然而最不饶恕的是，他们竟然采取了这种丧心病狂、置国家民族危亡不顾的“掌权模式”，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

陈璧君为了取媚于日本，厚颜无耻宣称：“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陈璧君的权力欲望很强。当时有人建议，让汪精卫干脆劝蒋介石参加对日和谈。陈璧君竟然说：“难道汪先生做汉奸也要排在蒋介石后面吗？”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的8月，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

当然，汪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就在抗日的枪炮声以及亿万人民的咒骂声中覆灭。但它给民族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汪精卫死后坟墓都被炸平，陈璧君则死在人民的监狱里——算是万劫不复了。

4

纵观汪精卫的一生，他有着许多截然相反的面目：他曾似乎是一个对权力“无所恋者”，却又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对权力展现出了极度的热情；他曾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却又在“七一五”后成了反革命者；他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又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研究者认为，汪精卫的前后矛盾变化，与他的性格有着特殊而密切的联系。汪精卫并不缺乏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但他却缺少坚定的信念与坚贞不屈。他是一个折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又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软骨头，这让他一遇到困境就妄图以妥协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对抗日战争的牺牲恐惧与悲观绝望，是导致他叛国投敌的根本原因。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曾命令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然而两人并未听从汪精卫的命令，这让汪精卫非常恼火。但是汪精卫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强横处理这一事件，而是先以看病为由离开了广州，以“责己不责人”为名辞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汪精卫多次将这种“责己不责人”的处事态度当作人生准则与政治信条，造成政治生涯的失败。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再次回到政坛，然而当张学良拒不执行向热河出兵的命令后，汪精卫再次以看病为由去了德国。汪精卫罔顾一个政治领袖应当肩负的责任，屡屡“出亡”，实在是不配其位。

这一点儿，他比蒋介石差远了。

对此，陈立夫毫不客气批评：“书生义气，难成大事！”陈公博则更尖锐：“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堪大用！”

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当汉奸之前或之后不“瞻前顾后，遇事则出亡”呢，不然或许还有药可救？也许他觉得机会已尽，要“亡命一搏”，或许只为证明给陈璧君看？

不管怎样，他最后都是误入歧途，“一失足成千古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