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芳终于参加了学校的延迟托管，是自愿的。
领导在会上公布要延迟托管时，佩芳在心里暗暗愤怒。她认为老师们从早忙到晚，累得够呛了，还要延迟到六点？如果哪天轮到中午看学生午餐午休，就惨得直落无休。
延迟下班，意味着一天工作近12小时，8小时工作制早不知哪去了。这次教育部文件说以教师自愿参与为前提，幸好可选择。
开第二次会领导又说，凡是参加看管的老师，会得到政府补贴，算是加班费。许多老师觉得平时也差不多6点才能回家，捞点加班费也未尝不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最初佩芳不这样想。她觉得老师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下班就该去接自己的孩子，顺路买菜回家做饭。不用接孩子的，可以去健身房运动减压。再说看一个学期的托管，多一千几百的，像几粒盐放入一锅粥里，起不了作用。万一熬坏了身体，没谁能替你遭罪。
几天后，那位经常胃疼，终日脸色苍白的老龚，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佩芳，笑着说佩芳傻，傻得钱都不知道要了。还说延迟托管不是正式上课，不用备讲批辅，只需看着学生写作业而已。一天十个小时的工作都干下来了，多加一个多小时算什么？更别说还有点补贴了。
经过老龚这么一说，佩芳犹豫了，觉得人家看到了她没看到的一面。
她想，如果参加延迟托管，既能获得领导好感，还可以用托管补贴买平时不舍得买的水果或衣服，或孝敬母亲也是好的。
现在，下午的4点多到6点，佩芳都在课室讲台前站着，看着学生写作业，偶尔为他们答疑解难。以前常去的菜市场、健身房和小河边都没了她轻盈的身影。
一个多小时后，佩芳就会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入灯火阑珊的小巷，闻着巷口人家飘出的饭香，想象着写完作业才回家的孩子，与父母围坐在餐桌前，美美地吃着晚饭。一家人都不用担心功课了，可以放手不管。父母孩子一起饭后散步，或窝在家里谈人生，听故事……一切都变得祥和美满，延迟托管是救世神器，教师成了无敌超人。
想到这，她苦笑了一下，无力地安慰咕咕叫饿的肚子，顿时觉得拥有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她往小巷深处继续走，尽头就是她家。她加快脚步，怕同样晚归的女儿等急了。她的男人曾和她说过，这么多人为了钱或钱之外的某些东西，前仆后继，冒着过劳死的风险，把最后一根稻草压在身上，只为无法选择的选择？
佩芳感激男人对她提醒和偶尔的支持，体制外的他比她看得清，悟得透。佩芳嘴里不说，心里自然明白，所谓的选择，是因没得选。比如自己，每天穿着肥大的休闲装，不就因为太胖穿不上小洋装吗；不舍得离开体制内的工作，是怕自己能力不够，找不到更好的；再累也在加班，因为工资低，还担心领导会责怪；不愿跳出圈子去拼命，是承担不起即使努力也不一定过得更好的后果。
佩芳觉得自己就是如此。她默默地看着脚下的影子，又有了离开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