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在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我从未离开过这个都是山和水的地方。童年在我的记忆之中，是艰苦但快乐的，而这些快乐，很多来自于这些小纸条。每当我打开书桌，看到这些珍藏了近三十年的纸条，我总能想起那个时候父亲的背影。

那时，母亲去了外地，家中只有我和父亲。每到农历十五，父亲都会骑着自行车，去一趟五里外的乡里，然后去三十里外的镇上，用刚在乡里领到的粮票和工资换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这一天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父亲知道我喜欢做数学题，每一次去镇上，父亲都会从那微薄的工资中留出一点到供销社为我买一条数学题。供销社卖的数学题，一道题从五分到五毛不等，巴掌大的一张纸用铅字打着端端正正的题目。

每到这一天下午，我总是在兴高采烈地等在家门口，等着父亲那驮着大包小包的自行车的归来。一等，就是等到太阳落山，天色泛青的时候。我知道，到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快到了。于是我会点起煤油炉，放上一把米，煮一锅粥，在锅上面架起一个蒸架，里面放些咸菜。待到粥和咸菜的香味一通飘出锅时，父亲骑着车的身影就会从村口慢慢出现，父亲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张小纸片递给我——这就是他在供销社给我买的数学题。我欢天喜地地接过题，也顾不上吃饭了，就着煤油灯就拿起了纸笔来做。父亲总是劝我慢慢做，慢慢做。但在我看来，那铅字打出的油墨的清香早已盖过了饭菜的香味，我也似乎听不到了父亲的劝，一心扎在了这道数学题里。

在我做完了这道题时，父亲已经吃完了饭，给我留了一小碗，然后开始把自行车上的各种生活用品放到了屋里。我这才意犹未尽地回过神来，摸摸自己咕咕叫的肚子，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当然，这道做完的数学题我是不会轻易丢掉的。我把做完的题都放到一只小储蓄罐里，每当我犯了题瘾的时候，就会从储蓄罐里抽出一条来做。有时，我会抽到一条我已经做过但时忘记了的题目时，我总是欣喜若狂，似乎是在做一道新鲜的题目一般快乐。

这一年秋天我生日的时候，父亲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正在吃面条，没有经过脑子就说道：“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在我的话一出口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了父亲愣了一下。我连忙说：“爸爸，我只是开玩笑的……我只想要一道三角函数的题目……”

父亲笑了，没说话，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我生日的第二天就是农历十五，这是物资交流的日子，这一天父亲起的比往常要早很多，一大早特地穿上他的解放鞋，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我有些奇怪，这双解放鞋他只有在出远门的时候才穿，但我也没有想太多，一如既往地在家里等着。我心中盼望着的，是父亲能从大销价卖题的贩子手中多买几道题来。

这一天，我在储蓄罐里抽了好几道题，都是做过几十次的几道关于三角函数的题，但我还是津津有味地一直做到了太阳下山。我也一如既往地煮了一锅粥，等着父亲回来。

但是父亲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在村口。

我很焦急，也很担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些年来，父亲都是在这个时候回家的。我拿着两毛钱去了村口的陈阿婆家，告诉她我想打电话给镇里，让镇里大喇叭喊一下叫爸爸快回家。但是陈阿婆说镇很大，一个电话亭的喇叭喊起来不可能全镇都听到的，但是如果要把镇里的电话亭都打遍，至少要两块钱。

我连忙回家，把我的储蓄罐拿到了门口的煤油灯下打开，里面只有一块两毛八。我顿时哭了，一块两毛八是不够让所有的电话亭都喊我爸爸回家的。但我立刻想到，是不是可以求陈阿婆给我便宜点，我可以在忙假的时候帮她割稻的。

就在我下定了决定去求陈阿婆的时候，我的身后响起了脚步声。这个脚步声是如此的熟悉，这是父亲的脚步声。

“爸爸！”我哭着扑进了父亲的怀里。父亲的身上满是尘土，他一边把我拉开，一边拍着尘土，从鼓鼓的怀里掏出了一个布包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父亲。这东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几乎要拿不住它。

“生日礼物，打开看看。”父亲说道。

我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惊喜，打开了布包。

这是……

我的眼前，竟然是一套精美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那厚厚的书页比起那些铅字打的题目来，简直是天上人间的区别。我的眼前，仿佛此刻有五十六个烟火炮放出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如同一股来自西太平洋的海风吹过了我的七窍，把我的三魂六魄带到了温暖的哥斯达黎加，又从加利福尼亚登陆，再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最终又回到了我的身躯之内。

此时父亲已经进了屋子，把肩上的一袋大米吃力地放在了格橱里。

“爸爸，你的自行车呢？”我问道。

“卖了。”父亲淡淡地说。

卖了？我顿时明白了一切，我手中的这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似乎又沉重了几分，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淹没了整个院子。

在接下去的三十年里，这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被我做了一遍又一遍，从我还是一个孩子，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关上了抽屉，站起身来，轻手轻脚走到上间，看了看侧躺在竹床上熟睡的父亲额边的白发，心中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