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探讨《大学》第一句究竟是“在新民”还是“在亲民”。
002-004探讨理的内外关系。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讲“止于至善”，这个至善，其实是人心本来的样子。反求诸己，至精至一，便可达到最高的境界，而与之相随，事物之理便自通。
如讲求孝顺父母，在形式上要讲求“温情定省”，要照顾父母冷暖，吃饭睡眠。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注意事项几天就能说完，只是现实中真正做到的人少。王阳明认为这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明白这些形式，就像许多人装模作样地做到这些事情，满足了表面形式，却也不能算孝顺。真正的孝顺，在乎“爱”之心，发自内心，自然会考虑到具体应该做什么。
因此，“知止而后有定”，或是“止于至善”的标准，不在于朱熹表面上所言“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在于心。也就是说，得“心”之理，就得万物之理。而得“心”之理的标准，就在于朱熹说的另一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就是我们现代经常提到的“存天理，灭人欲”。
经过现代的污名化，多数人可能对这个标准没有什么好感，没有“人欲”，还有什么活着的乐趣呢？不过，这如果看作是君子或是圣人的自我要求，便也没什么不妥。一些创业初期的年轻人，为了完成自己的项目，不吃不睡的现象也并不罕见，而且他们本人或许也认为这是成事的必要过程。但如果以这种标准要求所有人，就显得不近人情了。
“人欲之私”，在于对“天理”的违背。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并无太多问题。所谓“道德”，就是对人行为和意念的要求，它的天然对立面自然就是人的私念和欲望。就像要求“排队”的规定的天然对立面自然是那些插队者一样。
但不知在道德领域之外，是否还有“灭人欲”的合理性呢？我认为也是有的，人们说话做事，多是追求某个效果，顺应现实的某种规律或是趋势，而自我意志又往往是阻碍这种“完全融入”过程的主要因素。加入在做事或是认知的过程中，我们都化身为“无情的机器”，也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管疲劳、枯燥、绝望甚至是道德包袱，那很多事情或许真的可以事半功倍。这看似也是如机器般的社会对每个人的理想要求。在专业化分工明确并且快节奏的社会，“灭人欲”或许不在道德方面，而在行为方面。“人欲”，就是“违背之心”。
不局限于道德领域，而是考虑生活多数领域的话，“天理”是否能由“心”充分认知到呢？或者说，究竟是“事事物物”之定理更容易研究，还是“天理”或心之理更容易得到呢？王阳明自然认为是后者，因为“至善”是人心本来的状态，如孟子的性善说法。而且“一”看似要比“多”简单。从步骤上说，仿佛只要止住“恶念”和“人欲”便可以了。
但即便是“恶念”和“人欲”两词，就已经显示出了这个“理”并非能又“心”来衡量。“善”与“恶”显然是要影响别人，因此别人也有评价的权力。而内心的“欲”，也只有与外在标准比照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善恶的属性，人们自身加以觉察改进。如果不管善恶，只是把“欲”除去，那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机器了，不仅没有“恶念”，连“善念”也没有了，至于前进的内心动力，也无从谈起。可见，认为“心”就是理的唯一来源，应当建立在“理”的稳定性上。“理”不变，“心”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以简驭繁”的方式。不过理学家本身基于稳定的道德之理来讨论心，或许不会刻意考虑“理”的变化。
这样分析，不免遗漏许多意味。但以偏概全之论累积多了，或许也真能勉强把全盖住。
方寸之间，通达万物。这自然是美好的想象，和体验。但这究竟是一种自我感觉还是一种真实的认知，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并不确定。而且如运动员训练是为了夺冠，但也不能要求运动员摒弃无谓的训练，直接夺冠。
“心”应当是一个引导的方向，而非等同于实现的“理”。心外无理，因为心无法求外，“心”只能求“心的发展”。人之内，除“心”外并无它物，并非拒绝“理”，而是无法求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指挥部并不能直接如战略游戏一样统管千军万马，它只能发电报打电话。
005讨论知与行的关系。在推荐文处已讨论。讨论知与行，徐爱着重质疑“知而不行”的观点。但“行”才是目的，“知而不行”没资格称作“知”。有没有资格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行”为目标而非“无行之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