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这个东西，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要靠后天慢慢磨砺。
这样的人生道理，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磨难，像给土豆去皮这样不起眼的小活儿，干多干久了，就能达到板住身子、磨平性子的神奇功效。
还不信？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1980年前后，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的时候，每到夏秋两季，给土豆去皮就成了我白天的主要工作。
我们老家把土豆叫洋芋，给土豆去皮也就相应叫做刨洋芋。
之所以叫刨洋芋，是因为给土豆去皮的工具叫刨刨儿。它以薄洋铁皮为原材料，先切割成大约两寸长、一寸宽的不规则长方形，把一头磨掉毛边防止伤手，另一头微微卷起，并在磨刀石上稍加打磨即可。
又有人要问了：刨洋芋就叫刨洋芋好了，怎么非得还要加一个“麻”字？
这个有两层含义：一来洋芋含有茄碱，吃多了有些麻嘴；尤其是发了嫩芽或皮变青的洋芋，麻嘴麻得更厉害，还容易中毒；二来刨洋芋这活儿实在单调枯燥乏味，作为小孩儿，我们不敢对大人表示不满，只能拿似乎永远都刨不完的洋芋出气，在其名字前加一个“麻”字，暗暗表达我们的愤恨和不满。
那时候，老家农村的温饱问题还远未解决，大多数人家口粮总是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往往是红苕出来吃红苕，包谷熟了吃包谷，很应季但也很单一，填饱肚皮而已，根本没人去在乎什么营养均衡。
到吃洋芋的时节，我们这些还没上学、尚无能力到田地里干活的孩子，毫无疑问地就成了刨洋芋专业户，上午刨，下午刨，今天刨，明天刨，刨得愁眉不展，刨得唉声叹气。
那时缺肉少油，家人饭量大得惊人，每人每顿都要吃两三碗甚至更多煮熟的洋芋坨坨。这个刚性需求，转换成需要刨皮的麻洋芋，不是一水桶，就是一脚盆，绝对是定额定量，并且还要把水桶或脚盆装得满满当当，不留空隙。
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来说，实在算不上轻松；加之还总琢磨着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顺利完成任务就成了问题。
都说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身为群众后代的小孩儿们自然也不差。我和小伙伴们的开创性做法之一，就是把讨厌的麻洋芋皮刨七成留三成，俗称“打花脸宝儿”。
当然不敢明目张胆、成片连片地“打花脸宝儿”，而是用刨刨儿把多数洋芋皮刨掉，对那些故意留下、星星点点、或大或小的洋芋皮，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直接扔进装有清水的木桶或脚盆里。
这样刨出来的洋芋，口感自然不佳，大人们有时也说我们不认真，但大多数时候都睁只眼闭只眼。哥哥姐姐们也不多言，想必他们当年也是如此吧？
“打花脸宝儿”可以挤出一点玩的时间，但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玩心，于是就有了另一种开创性做法：把没刨皮的洋芋直接放入装入清水的木桶或脚盆底部，有时三分之一，有时更多一些，之后再在上面放满“打花脸宝儿”洋芋，企图瞒天过海。
现在看，这种开创性做法实在于大胆，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被发现、被打骂的几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好在父母历来温柔宽容，从不打孩子，也很少骂我们，最多也就是语气重一些。
还有更离谱的做法。应该是六岁那年夏天，刨得实在不耐烦了，或是遇到不好刨的洋芋，一扬手，一使劲，一个接一个，洋芋划着优美的弧线，快速飞入老屋跟前、地坝坎脚的那块水田里，瞬间没了踪影，一个水泡都不出。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当天的洋芋装不满水桶或脚盆，一家人吃饭时不够吃。父亲不知道真实原因，以为是刨刨儿过于锋利导致削皮过厚的缘故，很有耐心地对刨刨儿进行了再加工。
后来，犁田准备栽秧时，乡亲们在这块水田里意外发现不少没有刨皮、尚未腐烂的洋芋，我的偷懒之举才大白于天下。
母亲依然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轻言细语地给我了讲了一通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
而父亲什么也没说，怜爱地摸了摸我那被刨刨儿磨出水泡的右手掌，还拍了拍我的头，扛着锄头干活去了。
之后不久，父亲因急性阑尾炎去世，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不少，也明白了很多事理。无需母亲多说什么，我刨洋芋的态度越来越端正，速度也越来越快，“打花脸宝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终成为同龄人中的刨洋芋高手。
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改嫁到邻村，我们有了新家和新邻居。当我无意中展示我那高超的刨洋芋技术时，邻家女孩佩服得五体投地。
而这，据说也成为邻家女孩日后喜欢我、暗恋我、最终把我变成她老公的源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