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而这里的畏不是畏惧，是“敬”。对天命、圣人或者说君子或者说大丈夫、圣言都要讲求敬，人若无敬，则寸步难行。而这里的天命一般解为上天的意志或者说自然规律，而我认为这里的天命其实是《中庸》篇中说天命之谓性，也就是“性”，率性即为道。所以天命应该是“无”。这也是研究儒学成就圣人果位的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像孔孟朱王等几位一样，在儒学当中，形成自己一套成系统的思想，这也是当年李贽所说的“仲尼虽圣，效之则颦，学之则步，丑妇之贱态”的原因。遍观儒家历代先贤，都没有空学孔学，而是博览群书，率性成己之道。有此“天命”当可藐视一切“权威”。

仲尼曰:“君子中庸（中庸按朱熹所说即不偏不倚之为中，万世不易之为庸。然而这不过是朱熹的一家之言。中庸按训诂学中音训的解释，我觉得才符合中庸的原意。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因为“中”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十六字心传”中的允执厥中的“中”即为此中），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对于这句话中的“时”字很重要。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其实是文人士阶层针对当时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在传承千年的过程中，有不少以讹传讹以及以真传假的事情发生甚至是有些人在故意误读等事情发生，使夫子之学变成了万代适用之法则，特别是明清两代显得尤为突出，明清两代的科举考的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又叫四书文，其核心就是代圣人立言，这难道不是对夫子思想的利用吗？

所以夫子从来那样刻板腐朽不知进退的老学究式的人物，相反夫子对于一些事非常灵活，比如说夫子讲仁讲孝，都是针对学生的实际问题来的，比如说有个学生来问老师，什么是“孝”呢？老夫子可能了解到这个学生在家里经常顶撞父母，那好，你来问，我告诉你“无违”就是孝。所以夫子从来就是随时应变的。因此对于夫子之学或者说儒家诸先贤之学应该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做新的阐释或者正本清源。

而对于孔孟之学以及阳明心学还应该讲“真”。六祖慧能说：“如能明了自身真，有真就是成佛因。不求自真外求佛，寻觅全是大痴人。对圣人当讲真，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讲真。而这里的”真“是在”仁“的前提下的真。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既然天地不仁，那当立一颗仁心。

说到真，是因为中国历来都有造圣的传统。比如说夫子去世之后，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反孔逆流，所以以子贡为代表的孔门弟子展开了造圣运动。而夫子被称为圣人或者说历代儒家当中被称为圣人的这些人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位自称为圣人的，都是后辈人的加封以及赞美。而“圣人”境界是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这其实是理想境界，可以说，目前无人能达到。称呼夫子、阳明子、朱熹、孟子等为圣人也可以，但你要相信他们都是完美的，那你就错了。而明代受造圣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王阳明。阳明先生一生求真讲求致良知，而到最后真正领悟阳明思想的却没有几个，如果多的话，阳明先生的形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几乎接近完美毫无瑕疵，阳明讲学多年，几乎无功。现在仅列二事。一是王阳明的关门弟子也是泰州学派的鼻祖王艮在一封信中谈及阳明先生至少有六位夫人，也就是说圣人也不是完美的，也是相对的。二是阳明的伯爵府，这个伯爵府在浙江绍兴一连建造了五年，可以说超级豪华。当时绍兴与余姚两地的民间就流传着这一个说法：吕府十三厅，不及伯府一个厅。而吕府占地四十八亩，可见阳明的伯爵府大以及豪华到了何等地步。而建造伯爵府的资金从何而来？那必定是当年宁王朱宸濠府中之物。而这些对于研究阳明心学其实很重要。因为阳明所提出来的主张，必定是阳明从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中顿悟出来的。因此，以王为例，我们可见求真非常重要，这也是当年乾嘉朴学之所以用真训诂，用真辨真伪的原因，从真中见圣人本来面目。

《易经》乃中国文化之根，探究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孔孟之学与阳明心学当精读（当然，中国乃至世界，完全解读清楚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人）《易经》。

我们了解儒家各位先贤的思想以及所走的路，不是为了崇拜，是为了借鉴，是为了在儒家文化中或者说中国文化 中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在这些的前提下我们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与传统文化一起走出文化荒漠，使中国真正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说：世界文明学堂的第一届的五个毕业生（中华文明、地中海文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栉风沐雨、历经坎坷，连续走过了五千年，而且至今还葆有强大的活性与能量。而其他的文明都有不同程度的转换甚至消失。但我们中国人当继续带着我们的文化走出文化荒漠，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