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这个世界错综复杂。我苍白的语言多么无力。
可是，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眼睛看见的都是真的吗？耳朵听见的都是真的吗？脑海里的记忆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吗？
2012年，我23岁，在黄土高原上南部山区一个乡镇工作，是一名驻村干部，工作岗位在村里，晚上住在乡政府的宿舍。由于是山区乡镇，地形四面环山，乡镇府驻地在一个“两山夹一沟”的小盆地，我所在的村子位于大山的半山腰，通过盘山公路与外界相连，所以每天上班下班都走同一条山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琐碎，单调，我以为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过了。直到2012年10月底，计划生育工作年底考核前夕。
2012年，我工作的县正在创建“国家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上面对这项工作抓的比较紧。考核时上级来的工作组，不仅要查资料台帐，还要深入到农户家里去调查核实，查有无虚报、漏报的情况，还要查看农户家里“计划生育宣传袋”里面的资料情况，并且要提问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程度。所以，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都要下村入户。
乡镇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考核来临之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一般都是相邻几个村的驻村干部联合在一起工作，先集中力量去一个村子入户，然后再换另一个。人多力量大，干活有气氛，就像农忙时节农民相互帮工一样。
我这一组总共四个人。另外三个，一个是四十多岁的苏哥，皮肤黑，矮胖，人总是乐呵呵的，平时爱喝点小酒；一个是王哥，二十七八岁，刚结婚不久；另外一个是女同志，比我大三岁，一年前从城里计生办调来的王姐，也是刚结婚不到一年。
那天白天我们到苏哥负责的村子入户，晚上在村书记老田家里吃的晚饭。农村人都很热情淳朴，加上当地人一贯豪爽好饮，吃饭的时候，老田特意把女婿从城里拿来孝敬他的好酒拿出来招待我们。农村条件差，和大城市不能比，平时都喝几十块钱的酒，一百多块钱的酒就是好酒了。那天气氛特别好，推杯换盏几轮过后，王哥、苏哥都喝的有点多了，王姐没有喝酒，她只吃菜，我一高兴也喝了几杯。
吃完饭天已经快黑了，老田不放心，留我们住在家里，他家里新盖的二层小楼很宽敞。由于乡镇工作的特殊性，有时候晚了是需要住在村里的，可王姐是城里来的，加上有点轻微的洁癖，住不惯群众家里的土炕，她怕惹上虱子，非要回乡政府自己的宿舍住。
没办法，我只好给乡上的司机董师傅打电话，让他开着乡政府的金杯车来接我们。村上到乡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盘山公路，我们往下走，他往上走，半路上肯定会碰到。
打完电话我们就出发了，老田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才回来。
我们晃晃悠悠的相互搀扶着，一路上胡乱地唱着歌儿，沿着山路边往下走边等车。
走了大概一刻钟左右，被凉风一激，苏哥酒劲上来了，蹲在路边狂吐，吐完后他说胃里难受，特别口渴，想喝水。
当时我们已经出村了，天也已经黑了，来接我们的车还没有来，我们走在山路上，真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要喝水，只能群众家里去讨，抬眼望去，这附近全是农田和灌木丛，并没有人家。
走着走着，王哥突然指着公路下面的一处小平地，说，你们看，那不是有人家吗，咱们进去喝点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在离公路下方几百米的土坡下方，有个农家小四合院，能看见大门口院子里的灯光。于是大家喜出望外，朝小院的方向奔去。
大门敞开着，进去是一处土院子，三面盖着砖房，院里的地并没有硬化，黄土裸露着，院子角落堆放着柴火、农具等杂物。我喊到：有人吗？有人吗？并没有人回答。
我感到奇怪，这个小院有一种说不出来寂静和诡异。于是说，这家怎么没有人？王哥醉醺醺的说，可能到附近遛弯去了吧，我说，不对啊，怎么门都没锁？苏哥说，这附近就他们一家，用得着锁门吗。我觉得无法反驳，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里的房屋建筑结构一般是正西面有一间大的正房，两边两间小的，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卧室，院子南北两面是厢房。厨房的虚掩着，苏哥推开门，拉亮电灯，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灌了起来。
苏哥喝完水，我催促大家快走，给主人写个留言条，人家家里没有人，我们不经同意就私自闯入人家家里，万一丢了东西就不说不清了。王姐也赞成快走，她怕董师傅的车来找不到我们，路上走岔了。苏哥、王刚坐在台阶上不肯动，费了好大力气，好说歹说，好不容易说服两个醉汉快走，可是，院子角落里鸡架上的鸡不知为什么拍了几下翅膀。
王哥醉醺醺的，满嘴酒气，很开心的说，竟然有鸡，我们捉了来做叫花鸡吃。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去鸡架上捉鸡。苏哥说，好，做叫花鸡吃，刚才他娘的吐得胆汁都出来了，他边说变踉踉跄跄的跑到厨房，拿了菜刀过来。这是已经王哥走到鸡架前，轻轻一提，已经拎着鸡的翅膀走过来了，是一只半大的芦花鸡，正惊恐的挣扎着、叫着。
我很生气，未经同意擅自闯到人家家里就很不对了，再捉人家的鸡，和土匪小偷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万一群众告到乡上领导那里，就不好办了。
于是我过去劝他们把鸡放了赶快走，王哥嬉皮笑脸的说，快去捡柴火，等会一起吃叫花鸡。我上去抢鸡，王姐劝到，算了算了，他们都是醉汉，咱们和他讲道理讲不清，还是先和董师傅汇合，三个人一起把他们拉回去。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王姐说她刚看见厨房的柜子上放着一把塑料充电手电，天太黑，我们可以拿上照明。我从随身携带的资料包里写下一张纸条，“对不起，老乡，我们路过你家讨口水喝，天太黑看不见，把你手电借走了，多谢了”然后把纸条和20块钱放在厨房柜子上。
我们从厨房出来，看见院里的一摊殷红的血，鸡头已经被剁掉了，身子还兀自挣扎着。原来他们已经把芦花鸡杀了。
我和王姐边往门外走边给司机董师傅打电话。无法接通。山里信号不好，打不通是常有的事。我们没想太多，继续往前走。
奇怪的是，走了半天没有碰到，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一面埋怨董师傅一面担心苏哥和王哥，怕主人回家来，为难他们。山里人虽然朴实，可遇上事情也很剽悍。
走了一会儿，手电筒低矮昏黄的光照不了多远，夜晚的山风吹来，低矮的灌木丛簌簌作响，我不禁打了个冷颤，下意识裹紧身上的衣服，加快了步伐。
车依然没有来，电话还是无法接通。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却心照不宣加快了步伐。除了风吹灌木丛的声音，黑夜的大山里一片寂静，一丝细微的声音闯入耳膜，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却有什么都听不到。抬头看旁边的王姐，步伐明显加快了，暗夜里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心里害怕，四周黑暗的夜色里，仿佛潜伏着无数的怪兽，风声中藏着古怪的声音，只要加快步伐就能听到，仔细听又什么都没有。我问王姐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她回过头来看我，只一秒钟，我从她脸上看到了惊慌、恐怖和无助。
原来她也听见了。人在害怕的时候，只会本能地选择逃离，我们谁都没有出声，却不约而同的开始奔跑。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跑，不顾一切跑。
而那鬼魅般的声音仿佛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像女人抽泣，又像小孩的哭声。
我早就吓得魂飞天外，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是机械的迈着两条腿向前跑。不敢停，不敢回头。
不知道跑了多久，耳畔的风呼呼的吹着，山路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忽然砰的一声，王姐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摔倒了。我跑过去扶她，突然，沙，沙，沙，我感觉头皮一紧，两个人头上被人洒了一把土。紧绷了半天的弦终于崩溃，再也顾不上手电筒和手里提的资料，往地上一扔，连滚带爬往回跑，王姐也顾不上石头磕破的膝盖，和我一起跑。
我们满身泥土，满头大汗，狼狈不堪的逃命。十几分钟后，终于到了乡镇府所在的村子。那鬼魅般的声音，不知道何时听不见了，灯光下，我分明看见王姐的头发里有细细的沙土。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感觉刚才发生的一起恍恍惚惚，如梦如幻，想起刚才暗夜拼命奔跑，脑子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苏哥他们回来了没有。
刚才洗漱的时候，头发里有一丝细细密密的干土。就像路边的尘土那样，干而且细密的土。这地里很湿润，刚下过雨，怎么会有这种土里？我百思不得其解。
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我开始做梦。奇怪的是并没有画面，只有声音，一个小孩子，说的是普通话，反反复复只有两句“他踩死了我的虫虫，他杀了我的花花”、“他踩死了我的虫虫，他杀了我的花花”、“他踩死了我的虫虫，他杀了我的花花”。。。。我从梦靥中醒来，头上的汗打湿了枕巾。一看表，凌晨3点。打电话给苏哥，他已经酒醒了，说已经回来了，我稍微心安。
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一夜都是怪诞不经的梦。
第二天早上，我不想起床，不想吃早饭。王姐来叫我，说今天轮到给她负责的村入户，我想马上就要考核了，如果不去入户，她肯定会不高兴，于是就勉强起来，她说她想早点吃完早饭早点走，把昨晚丢的资料捡回来，厚厚的两大本，要再补一遍可不容易。
吃饭的时候碰见司机董师傅，他不好意思的说，昨晚再打牌，接完电话就忘了，继续打，等一锅打破，我们已经回来了。我很生气，然而并没有说什么。
太阳出来了，又是晴朗的一天，新的一天总给人新的希望。
为了赶时间，我们决定骑摩托车去。在山区乡镇，摩托车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很多村比较远，需要骑摩托车。我们四个人骑两辆摩托，苏哥带着王哥，我坐王姐的小踏板。
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我想着昨晚那个怪诞的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徘徊在脑子里，再怎么努力也挥之不去。
摩托车车出了村，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走，路两边的风景向后倒退，远处的林子里，红黄绿三色的树叶煞是好看，这也许就是层林尽染的感觉吧。心情也慢慢放松了。
经过一个弯道的时候，摩托车忽然一甩，瞬间失去了控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甩在公路转弯外侧的空地上，全身被甩的生疼，胳膊上、手上擦破的皮肤开始渗出血来。王姐痛苦的大叫，她躺在地上捂着肚子缩成一团，额头上全是细细密密的汗珠，牛仔裤渗出的鲜血顺着裤腿流下来，把地上土都染红了。我吓得忘了打电话报警。凭着最后一点清醒的意识，拨通了领导的电话。
再醒来已经在县医院，我躺在病床上，洁白的房子，洁白的窗帘和床单，空气中有消毒水的味道。领导说我们下村的途中摩托车骑得太快出了车祸，王姐流产了。可是我知道，那时的车速并不快，被甩出去的那一霎那恍惚中仿佛有一股力量向外推了一把，然而我什么都没说。主治医生说，我只是惊吓过度，身上擦破皮的地方已经擦了药水，观察1天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第二天我就出院回家休息。本来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夜路，诡异的小院和芦花鸡，风中奇怪的声音，莫名其妙被洒的土，可怕的梦靥。可是一切才刚刚开始。
回家那天傍晚，我开始毫无征兆的发低烧，烧得全身无力，精神恍恍惚惚。只得去县医院做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心脏，血压，彩超，CT，所有结果都显示：一切正常。
连续几天，都是每天傍晚开始发低烧，烧得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然后每天都开始做那个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梦。梦中一个稚嫩的声音反复喊“他踩死了我的虫虫，他杀了我花花”、“他踩死了我的虫虫，他杀了我的花花”……每次大汗淋漓中醒来，我都会想，这个孩子是谁？“他”又是谁？“他”为什么要踩死小孩的虫虫、杀了小孩的花花呢？虫虫和花花又是谁？
县医院、市人民医院、省城的大医院都查不出我发烧的原因，做完所有的检查，只有一种结果：一切正常。然而我每天傍晚依然会发低烧。于是一直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每天白天都恍恍惚惚，夜晚开始做那个奇怪的梦。看不见的小孩一直在控诉那个踩死他虫虫、杀了他花花的人。
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总会习惯默默忍受。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说自己已经好了，医院都查不出来发烧的原因，于是对医院也渐渐绝望，不再去做任何检查。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顶着迷迷糊糊的低烧和恍恍惚惚的神经，听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孩子一遍遍控诉。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公务员考试被录用的消息，来到省城上班。我早就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只是离上班还有一点时间，需要走一些组织程序，于是我一边工作一边等着上班的通知，出了车祸之后就彻底回家休息了。
再后来我去省城上班，换了全新的环境，新的同事，新的朋友，南部山区乡镇那遥远的一切也被刻意或无意的遗忘了。
不知道从哪天起，我再也没有发低烧，身体莫名其妙康复了，就像莫名其妙出现问题一样。而且，很久也没有做那个怪诞的梦。
再后来听说来自南部乡镇的消息，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省城的大街上偶然碰到来兰探亲的村书记老田，老熟人，他乡遇故知，很久不见依然很亲热。就请老田去路边的饭馆吃饭。问起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他说车祸之后，王姐家里人通过关系把她调回城里了。苏哥骑摩托车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和一辆迎面驶来的大卡车相撞，性命虽然保住了，但左腿被截止，成了残疾人，办了病退，再也没有上班；王哥得了病，做手术切除了一个肾。他一边抽烟一边摇头叹息，说，唉，年轻轻的就把腰子摘了，这辈子可算是完了。
听到这里我心头一惊。
那天晚上我们走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家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那天晚上不锁门还开着灯呢？他们到哪里去了？苏哥和王哥，杀了他们的芦花鸡，主人到底有没有为难他们，他们为什么没闹到乡政府领导跟前呢？
带着疑问，我问老田盘山公路底下的小土坡上，那个孤零零的小院子到底是谁家。老田抽了一口烟，说，那个院子2012年国庆节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住了。他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家的儿子王大很有出息，在省城东部市场做货运生意赚了不少钱，在省城买了房，媳妇孩子都在省城，只有老两口住在村里。国庆节放假的时候，王大带老婆孩子回家看父母，悲剧就发生了。小孩子淘气，跑到水坝边玩，不想掉水里淹死了。出事以后王大就把爹妈都接回省城了，院子于是荒废了，如今院里的蒿草已经一人高了。他又叹气说，真是可怜，就一个独苗子，还让龙王爷给收走了。。。
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至少我知道，这世上曾经有一个孩子，放假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养过一只叫花花的芦花鸡，或许还养过别的什么动物，叫虫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