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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考季。无论是中学门口的横幅，还是碰见熟人的寒暄，抑或是微信群里的热议、朋友圈的推送，都让人感受到浓烈的高考气氛。

恰逢端午节放假，我徜徉在北京郊区这个寂寥的校园，思绪回到了那场改变我命运的高考。

我是1990年7月参加高考的。当年，全国本专科共招生60万，还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考大学难，但必须考，因为我们别无出路。

我的高中是秦岭山区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那时候，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家乡的多数农户能够吃饱穿暖，但生活依旧拮据，供孩子上学很不容易。通过高考逃离农村、走出大山，始终是我们的梦想，是学习的动力。

高中离家20多里，我们的住校生活十分艰苦，能够坚持到高考实属不易。然而，母校的高考升学率极低。每年四个毕业班，近200名毕业生，预选名额只有50多个，最后能考上大学的，总共仅1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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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分科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报了文科，结果却被分到了理科班。老师解释说，文科出路不大，理科还能考上几个。

于是我暗下决心，要自学文科，全面提高。事实证明，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第十几名，高考希望渺茫。

我找到教导主任王老师，要求转入文科班学习，却遭到拒绝，不容分辨。春节过后，开学第一天，我私自涂改了报到单，把“高二（三）班”改成“高二（四）班”，据此办理缴费手续，混进了文科班。

为了补上欠缺的一学期文史课，我在寒暑假下了大功夫。当年家里条件差，我学习和睡觉的地方是个小黑屋，光线很差。我天天闷在里面看书做题，特别是学地理查地图，视力下降，不得不配了第一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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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三，我才对高考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周围能够通过预选考试参加高考的学生也极少，要想掌握高考信息并不容易。高二的暑假，我特意借来1989年的高考试题和答案进行分析，使高三的学习更有针对性。

当时，文科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其中语文和数学满分为120分，其他四科满分为100分，总分640分。理科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其中生物满分是70分，其他与文科相同，总分710分。

我喜欢学地理、历史和语文，英语也不错，就是不喜欢数学。做数学作业偷工减料、拖拖拉拉，数学成绩一直不理想，高考才考了58分。我喜欢语文、擅长语文，所以轻视了语文练习，高考也没考好，才71分。

我原本喜欢文学，梦想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但在上高二时，国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偏好。八九年初夏，我天天抱着一台破旧的收音机，心系京城，胸怀天下，呵呵！

进入6月，事情结束了，我却爱上了政治和历史，对文学的兴趣消失了。高考时，我的政治成绩高达94分，就被录取到了陕西师大政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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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第一学期，我的期末考试成绩突出，所以信心十足。但是，母校的应届毕业生很难考上大学，每年高考成绩上线的同学基本都是复读生，而且都是理科。因此，我心理压力很大，既渴望一举考上，又怕考上专科院校进退两难。

第二学期，我把全部精力用于备战高考，有时候几个星期都不回家。父母忙于劳作，对我们的学习无暇关注，根本没有现在这种全家备考的阵势。

但是，不关注并非不关心，父母亲经常给我捎来吃的，主要是馒头、锅盔、酸菜，偶尔还有暖熟的柿子、挂霜的柿饼。每逢大荆镇集市日，我也会到街上转转，希望遇到村里熟悉的人，问问家里的情况。

高中三年，不仅住校条件艰苦，而且社会治安不好，学校的混混也多，对我们干扰很大。

我当班干部，说话直、做事笨，可能得罪了人。高三开学不久，我发现一直放在课桌里的语文课本不见了，同时丢书的还有前排一位女生。当时教材刚刚改版，新书奇缺，没有课本，学习不便。后来得知，她的书是被误偷的，我才是真正的目标。

整个高三年级，我一直没有语文课本，学习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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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2月中旬开学，5月中旬进行预选考试，这是高中最紧张繁忙的一学期。

那时候，我和几位同学合租，居住在大荆街道边的村子里，自己用煤油炉做饭，生活相当简单。白天没有午睡，晚上学到12点，早晨天微亮就弹起。人们常说，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一点也没错。

5月12日，学校进行了高考预选考试。预选考试也是高中毕业考试，考完就能领到高中毕业证。预考名额很少，落选就不能参加高考。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预考结束就意味着学生生涯的终结。

预考结束那天（5月14日）晚上，我们14位同学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唱歌、聊天、下棋，谈高考、谈理想，谈未来，气氛热烈。就连平时不爱说话的几位同学，也畅所欲言、纵情唱歌，令人难忘。

几天后，40多个有资格参加高考的名字，被写在了教导处外墙的黑板上，我排在文科第一名。落榜的同学不得不离校回家。

此后，校园里冷清下来，后排教室门可罗雀。我们埋头苦学，课间没有喧闹，午休不再外出，晚上灯火通明，清晨早早到校。连续一个多月，大家闷声修炼，期待化蝶高飞。这段时间，我没有回家，父母亲多次送来干粮，尽量不让我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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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8日、9日，是法定的高考时间。高考要提前一个月填表报名。当时，高考有限制年龄，报名时需要提交一张由乡zhengfu盖章的户籍证明。我的户籍证明是由大哥去办的，我没有细看就交了。高考前2天，即7月5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翻过黄沙岭，赶了50里路来到县城。

那时候，出门考试都是自己行动，父母不可能陪伴，更不可能在考场外守候。临行前，母亲给我做了好吃的，就是白开水泡锅盔，外加一个荷包蛋。由于高考升学率很低，父母对于我们考大学不抱太多希望，没有送别，没有嘱咐，很平淡。

到县城后得知，县招办没有给我发准考证，因为我的户籍证明填写不完整。我一下子就懵了！负责的老师给了我三张空白表格，要我回家重开证明。当时正值夏收，乡zhengfu放假，估计无人办事。老师嘱咐我，实在开不到证明就不必来了，明年还可再考！

我骑车回家，一路上心情悲壮。推车十里坡，上得黄沙岭。站在盘山路上，环顾茫茫群山，我失声痛哭！儿时的梦想，走出大山的渴望，三年饥饿困顿寒窗苦读，怎么就是这种结局？在岭上伫立一小时之后，我骑车狂飙而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我不得不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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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突然归来，家人非常惊愕，纷纷询问缘由。几位邻居也赶来了，大家都说现在乡政府根本找不到人，李文书很难说话，找他盖章肯定遭拒。看来我只能明年再考了。

父亲很失望，母亲六神无主，妹妹长吁短叹，我灰心丧气。唯独大哥没有紧张，他劝我先吃饭，晚上再说。我们一夜无眠，只有大哥，不知道在他的屋子里忙碌什么。

第二天早上，大哥来到我床前，把填好的三份表格递给我，上面的骑缝章清晰完整，确实是乡zhengfu的大印！我很吃惊。大哥解释说，最近正在搞人口普查，他是普查员，乡政府的公章在他手上。

大哥是个能干的人，在部队当了五年汽车兵，退伍后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但他善于钻研，经常帮人修家电，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大哥尤其擅长篆刻，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刻制的一枚印章。

我立即骑车出发，再赴县城。父亲怕我再出意外，执意要同行。

一路上，父亲给我谈了自己的计划。我们家有五个孩子，两个哥哥都在高考中名落孙山，两个妹妹都没能上高中。因此，父亲对我的学业不抱太大希望。父亲说，他打算把老房子和新建的四间房分给两位哥哥，他已经老了，无力为我建房娶妻，准备在关中农村找个人家，让我去上门！

高考路上，父亲很无奈，我很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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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们赶到县城，终于领到了准考证。

当夜，我和父亲住在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清晨，我赶到商中参加高考，父亲一直陪我到考场。我进教室了，父亲还站在教室外，透过玻璃窗看着我。我领到试题开始忙碌，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去的。

上午考完回到旅馆，我看到了一张父亲留下的字条：“阳娃，你好好考试，我留在这里没事，还得花钱，就先回家了。即日。”我眼泪模糊了！

三天考试顺利结束。

考完之后，我买了参考答案仔细核对，预估总分为435分，失误性丢失30多分，不理想。几位老师对我的估分表示失望，因为根据1989年的录取线，我那点成绩连专科都考不上。

高考结束后第四天，我们回到学校填报志愿。填志愿的依据是个人估分和招生报上刊登的大学录取计划。父母不懂这些，也无暇顾及，老师不知去向，志愿完全是自己填的。

在第一批录取的本科院校里，我选报了陕西师大。选师大的原因有三：一是这所大学出版了很多中学教参，封面上的师大简介和精美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陕西师大属免费师范，上学花钱少，父母负担轻；三是我感觉自己适合当老师。

报完志愿回到家里，我开始帮父母下地干活，主要是收麦翻地、栽种玉米。干农活很艰苦，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全身汗，晚上双手水泡火辣辣、腰酸腿痛难入眠。可惜我们的孩子无法体会，他们以为眼前的轻松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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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27日，即高考后第二十天，成绩公布了。我从大荆坐班车去县城，才得到了自己的成绩：总分442分，文科本科线437分，顺利上线！

天黑时，我赶回村子，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我预感到家里出事了。一进家门，只见一家人呆坐着，父亲阴沉着脸，唯独不见大哥。一问才知，大哥的婚变有了结果，法院执行庭搬走了家里仅有的家具。由于大哥进行阻拦，就被法警戴上手铐抓走了。

我把考试成绩告诉父亲，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全家人逐渐轻松起来。很快，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村。

接下来的暑假生活归于平静，我每天照例随父母下地干活，傍晚扛着玉米杆和锄头回家。直到8月中旬的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

我立即扔下撅头，飞奔到同村收邮件的老师家里，从抽屉里找到了一封印有“陕西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字样的信函。通知书上写着：“××同学：经陕西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政治教育系学习，学制四年……”。

我举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了父亲。他正在帮另一位老师家建房子。他从房顶上顺着梯子慢慢爬下来，用一双粘着泥巴的手，颤抖着打开录取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随后，这份信件在人们手里不断传递，大家一致要求父亲请客。

不久，父亲请乡亲们在家里喝酒吃饭，让我逐一敬酒，晚上还放映了一场电影。后来，母亲从镇上买来花布，为我精心缝制了棉被和褥子。

陕西师大的缴费通知显示，开学要交纳学杂费198元。父亲为我准备了300元，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中学教师2月的工资。当时的钱都是十元纸币，母亲特意在我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口袋，把钱封在里面，以防丢失。

1990年9月2日，父亲送我来到西安。在吴家坟，在陕西师大，我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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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回首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1990年的高考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除了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当时没有第二条走出大山的道路。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上大学以前，我们根本不可能跳出农门，过上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父亲没有能力为我们弟兄三个建房娶妻，甚至早早就打算送我去关中农村上门。

尽管农民基因终生难去，但考上大学以后的进步是迅速而显著的。1994大学毕业之时，我又顺利考上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成为高校教师。随后在工作中学习提高，获取博士学位。相比之下，那些没能通过高考走出来的同学，不少人至今生活艰辛、难以自立。

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创造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尽管从长远来看，大家最终都能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但高考仍然功不可没。作为政府甄别人才的重要途径，高考制度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稳定可期的上升通道，高考的社会功能即使今天也不容否定。

在高考中胜出，本身就是学习能力的证明，而学习能力是一个人重要的能力。莘莘学子，无论出身多么卑微，只要考上理想的大学，就能够显著提升能力和素质，使自己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具有长期优势。

同时，高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学生的身份定位，使他们更有可能走出贫穷落后的农村、走进繁荣发达的城市、变成现代文明人，甚至变成专家人才。

1990年那场改变我命运的高考，永远值得纪念。一生辛劳，备受坎坷，却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突然病逝的父亲，以及饱受病痛折磨，三年前不幸离世的母亲，更令我终生难忘。

2017年6月10日，写于西安，2019年6月7日，改于北京

作者简介

橡树，陕西商洛人，毕业于陕西师大，后读研读博，从事高教工作至今。经济学博士，文学爱好者。喜欢用平实的文句，素描人生社会，抒发家国情怀。感谢您的关注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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