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网络拜年等。拜年的时间一般为初一至初五，过了腊月初八就走亲访友多被视为拜早年，而正月初五以后、十五之前走亲访友为拜晚年。早年和晚年都属避免遗憾的应急或补救性质，民间有谚语：有心拜年十五不晚。传统的拜年手势自古男女有别。标准的男子作揖姿势是右手成拳，左手包住。因为右手是攻击手，要包住以示善意。女子则相反，但女子不抱拳，只压手。这和中国自古“男左女右”的传统一脉相承。如果手势做错了，意思就有很大的差别。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叫“年”的怪物，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出来，挨家挨户地残食人群。人们只得把肉食放在门口，然后关上大门，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上，人们开门见了面，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未被年兽吃掉。

      作为岁首朝贺，古已有之，秦汉以来，乃大盛。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旦，……洁祀祖祢，进酒降神毕，……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官府僚属亦往来拜贺。《后汉书·吴良传》：（良）初为郡吏，岁旦与掾吏入贺（太守）门下。至南北朝时期，则“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

      到宋代，拜年不仅是民间普通百姓祝贺新年、交流思想、增强家族团结的一种形式，也是上层社会联络感情、扩大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据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 “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民间亲友之间的拜年大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希望亲人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上层社会拜年则更多是一种礼节性的交往，并且士大夫已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 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清波杂志》里所言的“名刺”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到了明代，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其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

      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即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点石斋画报》中的清朝官府新年团拜图就是清朝官员集体拜年活动的记录。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此外，清代的贺年片称为“拜帖”。拜帖奉送时，要放人一个精致的锦盒，以表示隆重。这个锦盒叫做“拜盒”。如果登门拜访，主人在前，仆人抱着拜盒在后。那拜盒上系有红缎，显得气派、庄重而又喜庆、热烈。

      民国以后，开始有了印制的贺年片，其内容格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恭贺新禧”等字。

随着科技的发展，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的拜年方式又兴起了电报拜年、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网络拜年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贺年卡是很多人首选的拜年方式，尤其以学生居多。卡通的、立体的或者带音乐的，小小的贺卡能够变幻出许多不同的花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拜年方式层出不穷，当年的“流行元素”小贺卡已经渐渐退出了拜年市场。

      虽然通讯手段日益发达，可还是会有许多人选择打电话拜年。发短信拜年，一下子能发给几十个上百人，既省心又省力。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录一段自己的语言发给好朋友，既能显出“个性化”的温情，又避免了不知何时挂电话的尴尬。此外新媒体走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价格上划算，几乎“零成本”，这些都让短信的地位“每况愈下”。

      此外，电子红包逐渐成春节拜年新方式，只需要准备一张银行卡，绑定在微信、QQ、支付宝等软件上面，也不用跑去银行取钱，也不需要去买红包，简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