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怀念起在上奉茶场住时的老胡来。
老胡，名叫胡训金，六十来岁的年纪，性情却象小孩子一样乐观。吃大锅饭时，老胡夫妇俩管食堂，煮饭炒菜，兼着打出工与收工的铃声。那时打铃，不是现在的电铃，一按就响；而是一块大钢钣，要高举一个长柄小铁锤，一下一下去敲。
记得那天场主任找来几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块新钢钣，一根八号大铁丝，一个大铁钉，还扛来一张梯子，要老胡带领他们把这块钢钣挂到一棵大白杨树上。
老李第一个自告奋勇，拿着大钉子和锤子就上了梯子。
老胡一见，大叫：“你赶紧下来！”
“你也太小瞧人了，这点事我还办不好？”老李觉得奇怪。
“下来下来，我来。”老胡又重新强调。
老李只好下来。我看见老胡在他手里接过钢钣与大铁丝，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老虎钳来，慢慢爬上梯子，寻了一根很粗壮的枝丫挂了上去，然后用钳子仔细地固定好。
“老胡啊，钉个钉子一挂上去多好哇，省时又省力！”下面有人喊道。
‘’你以为树没有生命，不知道痛啊？‘’老胡答。
“树会流血不？”下面嘻嘻哈哈。
“你们这帮蠢蛋，你以为只有鲜红的才叫血么？！他流的汁就是血！”老胡答。
“老胡啊，你是米字旁的糊吧？”这一句引来大伙的一阵哄笑。
老胡却没有生气，非常耐心地对他们说：“这个钢钣，如果钢身靠在树上，发音就没有那么洪亮，它悬在枝丫上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不信就试试。”说完用小锤子用力敲了几下，真是震人耳膜，声传数里。
老胡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正楷隶书相当精通。春节期间，我看他给大伙写的对联就相当想学，又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时我才九岁，上小学三年级。
晚上我偷偷告诉父亲，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得一手老胡一样的字那该多好啊！
父亲二话没说，当晚就带着我去求见老胡。
老胡也很爽快，笑着说：“拜我学字可以，年底你老晏家得捉只大母鸡给我！”
父亲哈哈一笑：“拜师学艺，那是当然！”
此后我就跟老胡学上了毛笔字。
随后问题又来了。学字需要大量的墨水与纸张，对于家境贫困的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说那时两分钱一张的白纸，一天五张就一角，在七分钱一斤盐的时代，不能不说是奢侈。
还是老胡有办法。他在场里的阅览室抱来一大堆旧报纸，说用这个练字也是不错的，只是用心要专，不要被报纸上的铅字乱了心神，你必须得当它们并不存在。
父亲在解决墨水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把墨水一瓶分成三瓶，然后在锅下刨些锅底灰，并建议我不用洗笔，用的时候如果僵硬了就放在墨水中泡一泡。说实在话，效果总是不太理想，用时总要用笔来个翻江倒海，不然上面就淡无墨迹，将就将就着用吧，谁让咱没钱呢！
锅灰夹墨没练多久，我一个在制尺厂的远房伯父为我捎来一坨大涂料，虽说是黄色的，但也比那混合墨水好用。这坨涂料只要刨一点点，就可以调制一大瓶黄汁，我至今记得用了三载有余。
此后一练就是多年，学校也总是把我的字当作范本加以展出，也为我增添了不少虚荣。
现在想起，我的书法后来在市里几次获奖，还是得益于恩师老胡的指点。
读五年级的某一天还未放学，邻居小冷慌慌张张跑到学校来告诉我：“你妈妈被刘利民打了，打得头破血流！”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有点懵了。母亲从不与人结怨，怎么会得罪人？
回到家才知道，祸魁原来是在场厨房大门上写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刘利民是个表（婊）子崽！”
刘利民，何许人也？他是四川的移民，单身一人（那时尚未取妻），在场里奸污了不少上海来的女知青。这事，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总不见有知青站出来指证，仅限于私下里议论罢了，场领导也没有什么根据处置他。谁知门上一行粉笔字竟为我的母亲招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刘利民一口咬定那粉笔字就是我写的，认为附近读书的就我一个，没有别人。母亲与他争论了几句，他二话不说，拿着一根木柴就劈头盖脸一阵猛打！
时值父亲正回老家探亲，那时乡下并未有电话，联系不上。出了这么大的事，跑前跑后的都是老胡。
老胡见我回来，赶紧叫我拿我的大字本，然后他拿着我的字到了场主任那里，硬是拉着场主任为我核对笔迹。最终，刘利民为我母亲掏了医药费与营养费。
几年后，分田到户，老胡一家返回故乡，此后再也没能相见，据后来来上奉的人说，不久他夫妇俩先后驾鹤西去，已不在人世了。
老胡，是我一生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