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日本借助帝俄转让的中东铁路南段，建立了满铁株式会社和关东军，但是因为最初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满铁铁路附属地，所以为了“经略满蒙”，选择亲日的代理人就是日本方面的重要工作。

日本在没有选定张作霖之前，对东北的政策是“分而治之”，在满蒙不同地区选择不同代理人。

张作霖

日本选择代理人是个复杂的过程，先后进入其视野的有清宗室亲王、宗社党领袖善耆、蒙古王族的巴布扎布、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等。但日本人很快发现，这些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在满蒙不同地区选择不同代理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整体上希望太小，风险太大。

在宗社党与支持他们的日本势力刺杀张作霖失败以后，张作霖反而成为日本各方势力的焦点，重新调整选择代理人提上议事日程。

日本军方实力派大佬田中义一，极力推荐日本方面选择张作霖为日本在满蒙利益的代理人。

后藤新平

为避免再次失败，日本政府于1916年6月派出重量级谋臣后藤新平，亲赴中国东北进行“政治考察”。他走访了各界人物，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对善耆、巴布扎布、段芝贵、冯德麟、袁金铠等预选代理人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比较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张作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曾平定台湾反日运动担任多年台湾民政长官、之后又担任首任满铁株式会社会长的后藤新平，根据他殖民治理台湾以及统筹满铁的丰富经验，看好张作霖。他的理由是：

（1）张作霖“朝中无人”，在中国官场没有靠山可以依赖，地理上、政治上都远离中央，国家统一的概念淡漠，与中央政府易生枝节，日本谋略也就有了空间；

（2）张作霖，草根出身，无官场经验，处理复杂问题就容易有漏洞，日本可以借机渗透；

（3）张作霖的根基在东北，在东北有人脉有势力有能力，日本可借张作霖之力外抵帝俄染指东北，内抗中国各种势力在东北反日；

（4）张作霖无学问、无理论、无信仰，唯权是重，唯利是图，日本只要帮其固权获利，即可换来日本想要的满蒙利益（土地、铁路、军火、顾问、独立五大方面）；

（5）张作霖认识到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有卖身投靠日本之倾向；

（6）张作霖有成为东北王之实力，一旦将未来的东北大权控制在手，东北成为日本殖民地为期不远。

后藤新平的这个初步结论，就排除了只有臭名并无势力的善耆、在蒙古部落有点实力但根基不在东北的巴布扎布、既无根基也无能力的政客段芝贵、老牌亲日派但“没有做大事资格”的冯德麟、只知亲日并无实力的光杆谋士袁金铠。

寺内正毅

巧合的是，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于1916年10月上台成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后藤新平、寺内正毅对张作霖的看法趋于一致，日本即把援助张作霖定为国策。

这项国策的制定，不是感情用事之举，而是日本对张作霖长期观望、考察的结果。

日本总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日本把张作霖当奶牛养，自然是希望给奶牛喂一斤草，期盼着在奶牛身上挤出十斤奶。

但是他们还是看错了张作霖。

张作霖不是奶牛，而是野牛。

随着张作霖自己实力的不断壮大，对日本的应对策略也从取悦到画饼，从画饼到口头承应，再从口头承应到阳奉阴违，最后就是大不了分道扬镳。

白川义则

有分道扬镳的思想准备后，张作霖也以自己的方式酬答日本人，他被暗杀前，曾带去五百万日元交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此答谢日本帮助他张作霖：表示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以此私款，聊以酬答日本协助好意。

张作霖告诉他的部下，他酬答日本人的原因：

“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

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付托！”

可以想象，关东军在收到张作霖五百万日元酬答的恼羞成怒，日本多年对张作霖的扶持，张作霖居然用五百万日元就像买断。

奶牛挤不出奶，野牛还可能出大事，日本人当然不满。

这也是关东军日后暗杀张作霖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