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琼瑶发表公开信，向儿子、儿媳交待身后事。
她在信里说：
“活着”的起码条件，是要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会爱懂爱、会笑会哭、有思想有感情，能走能动……到了这些都失去的时候，人就只有躯壳！我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智和失能。
因为，她担心一旦不能自己做主，儿子、儿媳会因为爱和不舍，尽一切可能延长她的寿命。她说：
没有一个卧床老人，会愿意被囚禁在还会痛楚、还会折磨自己的躯壳里，慢慢地等待死亡来解救他！可是，他们已经不能言语，不能表达任何自我的意愿了！
所以，她叮嘱儿子，无论生什么重病，她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不插鼻胃管。气切、电击等急救措施全都不要，只要让她没有痛苦地死去就好。她甚至直白地表示：
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
为了确保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她把话说得很重：
现在，我公开了我的“权利”，所有看到这封信的人都是见证。你们不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驱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
到了这个年纪，琼瑶已经活得明白、通透了。她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她说“‘死后哀荣’是生者的虚荣，对于死后的我，一点意义也没有”，她只希望能以“花葬的方式”，“归于尘土”。
她的这封信和她的生死观念，让一些人震惊，让一些人赞叹，也让一些人感到忧伤。
可是，最耐人寻味的，不是信的内容本身，而是信的形式——公开发表。
这本来是她的私事、家事，可她却写成了公开信。为什么呢？
我推测，她有两重考虑：
一是给儿子、儿媳施加压力，确保他们能照自己的叮嘱去做；
二是为儿子、儿媳消除压力，使他们在遵照嘱咐行事之后，不必担心舆论的指责。
琼瑶的用心良苦，正反映了一个现实：“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想要自主选择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
要知道，中国文化是极忌讳死亡的。多少年来，这就是一个“不可讨论”的话题。
大家的态度很明确、很统一：让我们一起假装它不会来。
然而，逃避的后果最终会显现，所以临到了就只能惊慌失措、痛苦不堪。
尤其是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像古人一样走向真正的自然死亡，那才是一个奢望。
因为：不能进食了，可以用鼻饲、静脉注射；不能自主呼吸了，可以上呼吸机；心跳停止了，可以心肺复苏……
巴金先生辞世于2005年。在此之前，他全身插满管子“活”了整整6年。他极度痛苦，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但是，所有人都希望他能“活”着，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想来好可怜。他是那样一个有头脑、有性格的体面人。
所以，当我们说出“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一定要缓两秒，要想想：这个代价其实不只是钱，还有所爱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痛苦。
当我们为亲人、为自己权衡代价、做出选择的时候，要想想：我们与死神争夺的是什么？是单纯延长生命的长度？还是争取更多有质量的生活？
一般来讲，越是有智慧的人，头脑里的“禁忌”就越少。他们更愿意直面真相，理性思考。
他们要比忌讳死亡的人，更加热爱生命。所以，他们更愿意提早思考：如何给生命一个优雅的收梢。
我要向他们推荐一本书，那就是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
阿图·葛文德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而且是哈佛医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病患安全挑战项目负责人、《纽约客》杂志医学专栏作家，还曾担任白宫卫生医疗政策顾问。
他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分享了关于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思考，尤其是他对“尊严死”的理解。他在书中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学科学使得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传统和语言过时了，并给人类制造了一个新的困难：如何死。
他说出了很多医生不愿说的实话：
63%的医生高估了病人的存活时间……40%的肿瘤医生承认，他们给病人提供他们相信不太可能有效果的治疗。在“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一时代背景下，……医生尤其不愿意摧毁病人的希望……
他介绍了2010年麻省总医院的一项研究成果，在151位四期肺癌患者中，
看姑息治疗专家的病人更早停止化疗，更早开始善终服务，在生命末期遭受的痛苦更少，并且寿命增加了1/4。
他赞成瑞典医生称之为“断点讨论”的谈话：
通过一系列谈话，考虑清楚什么时候从为时间而战，转向争取人们珍视的其他事物——同家人一起，旅行，或者享受巧克力冰激凌。
他在书里讲述了他的父亲从接受治疗到最后离世的经过，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2006年因为颈部疼痛导致左手麻木。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脊髓里长了一个瘤子。
于是，父亲分别预约了两位神经外科专家，和他们讨论治疗方案。一位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另一位建议观察病情发展，症状恶化时再动手术，毕竟，手术本身也有导致瘫痪的风险。
父亲选择了相信后者。这为他争取了很有质量的两年半时间：他坚持临床工作、慈善活动，继续打网球，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回印度的故乡探望家人，并且订立了遗嘱。
2009年疼痛加剧，他丧失了抓握能力，从手术台上退了下来。但他仍坚持社区服务工作，直到2010年走路也开始变得困难。
阿图和父亲进行了艰难的谈话，了解父亲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可接受的最低生活质量是什么。
然后，父亲接受了手术，切除了部分肿瘤，为颈椎减压。手术很成功，他恢复得很好。
可接下来的放疗让情况变得糟糕：父亲体重下降、乏力恶心、失去了味觉，而肿瘤却长大了。
医生建议化疗。父亲感到左右为难：是把今天过到最好，还是为了一个前景渺茫的未来牺牲现在？
经过反复权衡，他拒绝了化疗。因为他不认为那会达成医疗意义上的改善，而且也不想要那些副作用。
他接受了家庭善终服务：姑息治疗医生帮他调整药物，减轻呕吐、疼痛等症状；护士上门探视，提供护理支持；还享有帮他洗澡、穿衣、打扫等健康助理服务。
为了防止摔跤，他不再单独走动，开始使用轮椅。但他仍然能使用电脑，接待客人，参加儿子致辞的典礼，还见到了女儿的未婚夫。这些对他而言都非常重要。
情况继续恶化，他逐渐衰竭。但幸运的是，他的家人没有犯下“延长他的痛苦”的错误。2011年8月，他在家里而不是医院的ICU，离开了人世。此时距他确诊，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
阿图的父亲做了一连串明智的决定：推迟手术—接受手术—放弃化疗—接受善终服务。这些决定帮他延长了生命，也尽可能地提高了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
我反复看着这个案例，深深感到：面对生命最后的结局，人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所以，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愿所有热爱生命的人，都能给自己的生命一个优雅的收梢。因为这收梢，本身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愿所有爱着的人，都能陪伴自己所爱的人，度过生命的美好时光。因为有死亡的阴影跟随，我们才更珍惜活着的宝贵。
此之谓“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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