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倒了要不要扶?”以前总感觉这是个话题,还和孩子讨论过,问儿子如果有个老人摔倒了,你要不要扶?儿子说:“当然要扶了!如果真的是病了还得打120呢。”当时听了,特别欣慰,如果自己的父母有一天有困难了,能碰见儿子这样的人多好!平常教育孩子一心向善,事不分大小,最好日行一善,儿子一直做得很好,在大街上吃东西都是把纸袋果皮拿着,看到垃圾桶再扔进去;看见乞讨者都会投钱给他们……
有一次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个老人碰瓷,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说:“小伙子,你也不富裕,等开宝马的来了提前说一声,我再碰!”当时就觉得是个笑话,并没有引起深思。对于“老人倒了要不要扶?”这个问题,我和儿子一直应该帮助弱者。但是昨天的事情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昨天儿子下班回家,走到植物园东边,一个老人逆向而行,并且边走边扭头向后看,快到车前了回过头,连忙迅速往路边走,两人对向而行,相互过去俩人距离三四十米的地方,儿子从倒车镜发展老人倒地上了,就马上下去走过去扶,当时老人已经站起来,儿子帮他一起把电动车扶正。老人忽然拽住儿子说:“你得给我修电动车!”儿子说:“你逆行,我又没碰到你。”老人说:“不是你走这儿,把我挤到路边我也不会歪。”老人当时胳膊上擦破了点皮儿,儿子可怜他,况且是老人,也没和他争执。接着就有人指使老头给家里打电话,电话一打完,他就告诉儿子:“你得赔我1000块钱!”等家里人一来,就提议去医院给老人包扎,但是老人坚决不去,就要1000块钱,家里人说:“你以后有了啥事咋办?”老人说有了事不让人家(儿子)管。然后儿子就准备报警,刚拿起电话,有个老人走过来说:“小伙子,警察来了,你还得给他看病,还多花钱,省事还是私了吧。”正说着呢,他家又来一车人,非要说先带老人去医院看病,看完病再说其它的。儿子和我打电话,我和一个朋友正在赶去的路上,朋友说,千万不能去医院,一去说不清,还说到那个地方,我们先停一边看看啥情况,儿子是个孩子,他们想着没钱,不会怎么样,要是对方看到有大人去了,他们会狮子大张口。朋友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虽然觉得有道理,但是又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就是解决问题去的,不说话怎么行?
离老远就看到我家的车停在路边,一群女人围着儿子指手画脚,唾沫星子喷一地。我们下了车,儿子就向我们走来,可能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吓坏了,一直告诉对方,等警察来了看了监控再说,如果是自己的责任该怎么办怎么办,如果自己没责任必须得放他走,对方一群女人追上来:“不管碰没碰,得先给老头看病!”还说这里没监控,不管怨谁就得先去医院全身检查……我们刚一问情况,马上围着我们过来,非要让我们拉着老头去医院,说让老头先坐到我们车里面……我头大!
这时从路过停下的车上下来两个人,看到面熟,她们问情情况果断报警,对方一直催着去医院,什么难听话,甚至脏话都出来了,说:“我们能会讹你们吗?老头疼的不能行了还不去医院,明摆着是装赖!”老人真的受不了,你们真心疼,不能带去医院吗?如果我们真的有责任,你们去看,警察来了,最终还是我们付款,为什么不先去呢?还和儿子说,反正走保险,医院花多少无所谓,儿子说,我就没碰他,车上连个灰印都没有,保险公司会认吗?后来报警的那位熟人从中间调节说私了,赔点儿钱算了,因为警察一直没到,他们村子里来的人越来越多,怕闹出来事。给他500块,对方管事的同意了,可是家里人不同意,非要1000块,看到老头虽然年龄不小了,但还带着工地上的头盔,应该还在工地打工,大热天的,也摔伤了,挺可怜的,朋友也劝我,权当捐款了,就给他拿了1000块。看来朋友说的不无道理,吃一堑长一智,都是经历让你成熟的。
回去的路上儿子一直说,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毕竟年轻,我们教育孩子向往美好的事情,并一直为此努力,很少看到社会不光明的一面,还说,我要是不下去扶他啥事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扶他呢?”
“妈,一个老人摔倒了,我们能不扶吗?”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下意识的举动。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扶不扶了?”
“估计不会了!”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或许在过去千百年来,这只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举手之劳,但简单细微之处彰显出的却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大问题,遗憾的是看起来如今这已经成了一个奢侈的社会公德,可能会让心存善意和道德良知的“好人”们身心受伤,甚至倾家荡产。跌倒老人该不该扶被全社会、被公众、被媒体热烈讨论的时候,其实已经证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的公德已经破产了。显然,很多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这确实很让人纠结。如果有一天自己家的老人倒在了大街上,无人问津怎么办?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倒在了地上无人关注怎么办?
发生在武汉市88岁的李老汉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摔倒后,众多围观者无人敢伸出援手,最终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这样的事不令人寒心吗?谁家没有老人?谁自己不会变老?谁希望看到出现这种悲惨的现状?显而易见,公众对老人跌倒出现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整个社会都应该检讨,甚至每一个人都应该检讨,但是究其原因又怪谁呢?
如果一个社会到了救助别人之前要先找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时,这样的救助还能有多大的效果和意义?当一个社会缺乏起码的信任,当一个人时刻提防别人的误解,甚至做好事时都得穿戴好盔甲,这个社会就不仅令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