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巨著《三体》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面壁者比尔·希恩斯无意中发现了人的大脑可以被“思想钢印”，他解释：
不谈技术细节了，简单说吧，在大脑神经元网络中，我们发现了思维做出判断的机制，并且能够对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把人类思维做出判断的过程与计算机作一个类比：从外界输入数据，计算，最后给出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把计算过程省略，直接给出结果。当某个信息进入大脑时，通过对神经元网络的某一部分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使大脑不经思维就做出判断，相信这个信息为真。
思想钢印机器就是强制性植入某个信念。如同《盗梦空间》那样，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多姆·柯布试图去在梦中植入思想一般。
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里让这种信念、思想植入式实验变成一种可实现的事。尽管这违反人伦，但是在夸张极致的思想实验背景下，会引发读者、观众更深刻的思考。
倘若现实中这类思想植入机器真被发明出来，那么人类会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想去用它的，一类是不去用它的。
想用它的人理由千奇百怪，然而大部分的理由和机器发明人的初衷没有关系。不想用它的人，理由趋于同一：不想被外界强制影响自己独立的判断。简单说来就是不想成为某个思想的奴隶。
但是在《三体》小说的思想实验故事中，年轻的士兵们被植入“人类必胜”的信念后，他们能从迷茫中挣脱出来，整个人重新换发了光彩。士兵们这种感觉非常好的状态，若同样归结为是被一种思想奴役的状态，那是一种理想的、积极的、正面的思想奴役，大众更乐意接受。
说起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思想奴役状态还少呀？只是有些是主动被奴役，有些是被动被奴役。
诸如各种精神信仰，政治信仰，宗教膜拜，群因效应等等，都表现出某种思想奴役特征。这个话题恐怕太宽泛了，市面上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每个学者有能提出自己的思考角度。比如，有学者提出这些年文科生越来越得到重视，认为这些学过自由技艺的群体具备了一种“批判性思维"能力。而拥有这些能力越不容易被奴役。
不过，这些学者为何非要强调不容易被“奴役”，似乎被奴役是一种很不幸的事。
拿催眠的例子，有些人容易被催眠，听上去更容易被人操控。然而在医学界，催眠术不是随意逗笑的事情。在19世纪，印度医生成功地运用催眠术作为麻醉剂，甚至用于截肢手术，直到发现麻醉用的乙醚后这种做法才弃之不用。那么在麻醉剂发明之前，那些不容易被催眠的人，岂不是遭受的痛苦更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领域还开始使用催眠止疼，而近年来催眠术则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创伤、过敏性肠胃综合征以及饮食失调。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容易被催眠的人岂不是更有利于治疗？
在我之前的一篇文章《打哈欠的“传染性”研究，其实是一件大事》，谈到打哈欠行为会被传染，通过研究分析哪些人容易被传染，竟然还将人分为两类人：
不打哈欠的人属于比较冷酷、坚定的人，他们不善于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相反，受到打哈欠录像影响的人则属于善良、敏感、容易博得别人好感的人。
这是否意味着，容易被行为感染的人更富有爱心？这类人会更受欢迎，显然不会是一件不幸的事。
在尼尔·博格执导的悬疑电影《永无止境》中虚拟了这样一种新型药物NZT-48，能大幅提高人脑的工作效率，发挥出超常人的能力，让生活精神都处于一种积极饱满向上的氛围之中。尽管也产生致命作用：身体不适和失控的情绪，同时让人强烈依赖。男主在药物的几番取舍之后，最终依赖它获得人生的空前成功。
这个反向药物主题的电影同样提出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如果药物的诞生会带来超脑的使用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将这种药物依赖定义为一种不幸状态？
那么同样，如果思想奴役能让人充满更积极的能量，那为何被其奴役要被定义成一种不幸的状态？
什么是“充满更积极的能量”的思想奴役呢？
这是一个无法客观定义的概念。观察那被精神洗脑的群体，不得不承认一些可怕的事实：譬如那些深陷传销中的人，个个都是对人生满怀憧憬，热血积极。
又比如那些投身国防科研的专家们，有可能一辈子待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孤地，无人知晓他们在做什么，后人也可能会遗忘他们的贡献。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与世隔绝，走在牺牲的路途中。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为事业？为国家？为人类？然而许多年过去，等沧海桑田，得失终究都是一辈子，消失了。
再回到《三体》的故事中来，面壁者比尔·希恩斯亲自测试思想钢印后，也开始固执的认定“水有毒”，并且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才能接受“水能喝”。倘若这个故事成立，那么人在认知水平上对行为的影响该有多大。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无疑就是认知上的差异。
有意思的是，认知水平又来源于自身的学习，被外界思想影响的过程，或者更直白的说是被其他思想洗脑的过程。
那么所谓的认知升级，岂不就是经过不断的批评性思想斗争，最终选择趋向于接受其他思想了呢？换言之，就是被洗脑成功了。
好在，思想钢印机器还只是在科幻小说里出现，现实社会中，每个人有更自主的选择权利。
自主选择权利，在思想层面，的确应该被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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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涛CT,产品经理，互联网追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