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质：太原太守。因将犯法的小黄门赵津拷打致死质考杀之，而遭到宦官的怨恚，被有司承旨奏刘质等人之罪，皆被弃市斩首。

赵津：宦官，公元166年（延熹九年），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同谋，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成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开端。

李膺：（110年－169年），字元礼，颍川郡襄城县（今属河南襄城县）人。东汉时期名士、官员，太尉李修之孙、赵国相李益之子。最初被举为孝廉，又被司徒胡广征辟，举高第。后升任青州刺史，青州的郡守县长害怕他的严明，大多弃官而去。历任渔阳、蜀郡太守，又转为护乌桓校尉，屡次击破犯境的鲜卑，因公事免职。永寿二年（156年），鲜卑犯境，桓帝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羌人闻讯畏服，他因而声威远播。后入朝为河南尹，因检举不法，被诬陷免官，得应奉援救而获赦。出任司隶校尉时，能使宦官震恐。李膺位列“八俊”之首，有“天下模楷”之称。第一次党锢之祸时，他遭迫害下狱，后被赦免回乡。陈蕃、窦武图谋诛杀宦官时，被起用为永乐少府，旋即免职。建宁二年（169年），张俭事起，李膺主动自首，被拷打而死，年六十。

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少聪明，读书五行俱下。记忆力特佳，自幼至长，凡所经历，无有忘怀。年二十时，尝诣袁贺，适贺将出行，闭门造车。匠于内开扇出半面视之。后数十年，路逢车匠，知而招呼。梁冀举为茂才。永兴元年（公元一五三年）拜武陵太守，有威恩，为蛮夷所服。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从军骑将军冯绲征武陵蛮，以功荐为司隶校尉。党人事起，乃愤然以疾自退。后诸公多荐举，会病卒。成语“半面之交”

张让：（？—189年9月24日），东汉宦官，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桓帝、灵帝时，历为小黄门、中常侍等职，封列侯。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灵帝极为宠信，常谓“张常侍是我父”。中平六年（189年），何进谋诛宦官，事泄，他和其余几个常侍设计伏杀何进。袁绍、袁术等人闻何进被杀，入宫杀尽宦官，张让走投无路，投水自尽。

陈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时期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少年时便有大志，师从于胡广。被举为孝廉，历郎中、豫州别驾从事、议郎、乐安太守。因不应梁冀私情被降为修武县令，任尚书。又因上疏得罪宠臣而外放豫章太守，任内为政严峻，使吏民敬畏。后迁尚书令、大鸿胪，因上疏救李云被罢免。再拜议郎、光禄勋，与黄琬公平选举，因而遭诬告罢官。不久，被征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延熹八年（165年），升太尉，任内多次谏诤时事，再遭罢免。灵帝即位，为太傅、录尚书事，与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宦官，事败而死。

王畅：字叔茂，王龚之子。大将军梁商辟王畅为茂才（即秀才），曾先后任齐王刘喜之相、司隶校尉、南阳太守之职，并四次征拜尚书令。任职期间，均以守正严明著称。

陈寔：（104年－187年），字仲躬，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长葛县古桥乡陈故村）人。东汉时期官员、名士。出身微寒，起家任都亭佐，转为督邮，迁西门亭长，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公，再辟大将军府。司空黄琼辟选人才，补闻喜县令，治理闻喜半岁；复除太丘长，后世称为“陈太丘”。其子陈纪、陈谌并著高名，时号“三君”。他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与钟皓、荀淑、韩韶合称为“颍川四长”。

霍谞：字叔智，东汉魏郡邺县人。少年时就是通达经术的儒生。十五岁时曾上书把在狱里的舅舅宋光解救出来。官至少府、廷尉。

窦武：（？—168年），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时期外戚、学者，大司空窦融玄孙、定襄太守窦奉之子，与刘淑、陈蕃合称“三君”。年轻时以经术德行而著名，名显关西。延熹八年（165年），因长女窦妙被立为皇后，于是以郎中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拜城门校尉。窦武任职时，辟召名士，所得两宫赏赐，也都捐助给太学生，得到士大夫的拥护。灵帝继位，拜大将军。辅佐朝政，不久，与太傅陈蕃定计翦除诸宦官。但因不听陈蕃建议，致使谋划泄露，结果兵败自杀，被枭首于洛阳都亭。

桓帝经历过没有实权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权在握，桓帝就将其牢牢的抓住，不肯轻易放开。为了保证权力最大限度的掌握在自己手里，桓帝尽可能的使用所谓的“旧故恩私”，其中最得桓帝信任和器重的，就是宦官。桓帝重用宦官，不仅因为宦官在他夺取实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一切权势都直接来自皇帝，而不是他们的背景。因此，相对于拥有强大的自身实力的外戚和士大夫，桓帝更愿意使用宦官，如果宦官不令他满意，他可以随时换掉他们，而不必顾及他们的“家族背景”和“地方声望”。而在信任和重用宦官的同时，桓帝对于在历次事件中都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的士大夫们，持一种极度的不信任的态度。其实也难怪桓帝不信任士大夫，他们也确实拿不出像样的成绩让桓帝信服。梁冀专权的时候，除了李固等少数几人对梁冀进行了失败的抵抗之外，绝大多数朝臣，都充当了梁冀的走狗。以至于在清除梁冀的余党后朝廷竟然为之一空。因此桓帝认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他们要么当叛徒，要么当烈士，总之他们干不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样一来危及到外戚和士大夫们的权益。而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等各种弊政使桓帝时期的朝政糟糕至极。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太学生及郡国士人就联合起来发起“清议”。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着手打击宦官势力。

最先发难的是南阳太守成晋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汜，结果正遇上桓帝宣布大赦，而成晋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汜本人，还杀了张的宗族以及宾客200多人，然后成晋才以英雄者的姿态向桓帝上奏。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案件也发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然后也是不顾朝廷的赦令，先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

这两件大案从表面上看，有两大特点，首先两位太守的行为是非法的，其次是这两次案件的处理对象，确实犯有大罪。而究其根本，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案的当事人，都从属于宦官势力集团。所以这两个案件本质上，就是士大夫集团，打着正义的旗号，以牺牲法律的尊严为代价，打击宦官集团。士大夫们发起的这次“攻击”，从最表层看，是正义的，至少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正义的，但从深层看，是非法的，是对朝廷赦令的无然无视，而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次政治斗争。

既然是斗争，而且士大夫们已经“非法”在先，而所谓的宦官们本来也不在乎自己在士大夫心中的“道德形象”，因此宦官毫不客气的展开了“反击”。纷纷向桓帝提出申诉，同时又鼓动张汜的妻子上疏。桓帝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因为在桓帝看来，这根本就是地方执政者公然对抗中央，这是要独立啊。桓帝当即下诏，将成晋、刘质一并逮捕，按律处斩。

可是士大夫们却没有就此屈服，当时襄城（今河南方城）人、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集团斗争的领袖。他任河南尹时，因打击阉党而被下狱，司隶校尉应奉上书为他求情，又被赦免，后来即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令，他性情残暴，有一次杀了一位孕妇，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知道后，即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张朔搜出处死。因此很多宦官都怕李膺，以致休假时不敢走出宫门。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高，士大夫能得到他的接待，被认为是极大的荣誉，称之为“登龙门”，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敬重。这激怒了当权的宦官集团。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交结太学生、都国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李膺、陈寔等200多个“党人”。有的党人逃走，桓帝就悬金购赏。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党人求情，桓帝的怒气才稍稍缓解，下诏释放党人们回家，但仍对其实施终生禁锢。并且将党人的名字记录在案。这就是著名的“党锢”。

桓帝通过党锢打击士大夫的同时，也打击了正义；强化皇权的同时也使得宦官集团势力坐大。最终弊大于利，为东汉王朝最后的覆灭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