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三义泉中学初五班50多名同学毕业。那时的毕业意味着从此便结束了上学之路回乡务农。毕业之际同学间相互依依的送别也意味着此生大家就此告别纯真无邪的日子而肩起生活的重担。

十几岁的孩子不能再上学，那是我至今最绝望的记忆，感觉我的人生前途将要就此打住。回家途中我独自坐在二架檐山顶的圪台上，望着远处山下那所熟悉的中学校园迟迟不想走回村去…。

可老天爷饿不死瞎麻雀，绝望之中，听说我被入选三义泉中学《长征组歌》的排练，准备参加八一公社汇演。我突然想起我的行李卷正好寄存在学校锅炉房里，此次回校尽管不一定还能上学，但至少可以延续一段中学的生活。没过几天我回到学校，每天和十几名同学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带着红五星军帽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排演，最后我们的《长征组歌》在大礼堂的公社民兵汇演中取得成功。汇演快要结束时，又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中学要成立文艺班和体育班。开始时我也不敢相信，确知后便是惊喜，我们又有了念书的可能。

那天我和瑞芬同学聊起了文艺班，我说：“如果没有文艺班我们的人生极可能要重写了”。她说：“这是事实，正因为有文艺班的过渡，才有咱们的今天，感谢文艺班，让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上了高中”。我赞叹道：“老同学，你这句话太精彩了，就以这句话作为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了”。

说实话当初像三义泉中学这样一所普通的乡村中学为何要办文艺班和体育班，至今对我来说是一个不解之谜。有的说，办文艺班是为了顺应当时政治需求，体现教育的本质，让孩子们在德智体美劳多方面得到培养和发展；也有的说，“文艺班”是那个时期学校组织教学中的教学形式。

关于办文艺班的缘由，没有来得及咨询马根民校长，而我更相信是当时三义泉中学决策者们为留住这帮孩子不致于中断学业而采取的怀柔策略，正由于文艺班的过渡期，我们有了高九班延长一年高中学习的机会，也有了1979年高九班高考的五六个本专科和十几个中专的高考成绩。走过漫长的四十年岁月，我至今钦佩当年三义泉中学决策者们的勇气和智慧。我们必须再一次向他们叩首和和表达敬意！

然而，毕竟时光流逝40多年，我们这代人被命运的大手揉搓几次后，即使是亲历者对那段岁月也淡忘了，甚至懒得去回忆它了。说实在的我对那段经历也模糊了。

那天，通过微信我和几个同学聊起了曾经的文艺班。我特别想追忆那段岁月。想知道关于文艺班大家还记得哪些？我们哪一年上的文艺班？上了几年？在文艺班都学到什么？表演过哪些节目？文艺班老师有哪些？他们怎么教我们来？在文艺班时大概我们是个什么样子？文艺班上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在文艺班快乐吗？文艺班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美峰，昔日班级里学习最刻苦用功的女孩，后来考取了中专，现在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在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今日海南，明日版纳，她的聊天总是富有热情。

“对于文艺班你还记得什么？”

“当时啥情况真不记得了，只是记得文艺班的同学学习相对好一些，男生个子都不算高。不过我对你印象太深刻了”。

“是吗，我都干啥了？”

“你干啥，我们下午再聊，我赶紧的做饭去了”。一直等到下午，又接到了她的微信。

“文艺班啥事？”

“你不是记得我在文艺班时的印象吗？”

“文艺班那会儿的你给我的印象是活泼，不呆板，会吹笛子，会跳舞，啥都会，样样都行，老师一教便会，而且文化课学习又好，聪明极了，可以说是全才”。

“我有那么好吗，老同学夸人也不能这样，说的我脸红”。

“我们在文艺班都学什么了？”

“我记得文艺班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和晚上王俊老师不定点不定时指导我们排练节目。

过了几天我又与呼市瑞芬同学聊了起来。瑞芬，当年宣传队里能歌善舞的女生，也是刻苦用功，历经磨难终于考取中专，现在事业有成，还在为事业坚守岗位。

我打开上次和她聊天页面搭讪道：“阿呀，这讨厌的疫情，我们上次聊天都是一年前的事了，老同学你好吗？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写写我们文艺班的事，可记不住什么了，你还能记住什么，提示我一下”。

“老同学你好，你也挺好吧，我现在记性差的，没啥印象了，只记得文艺班当时入学考试时的情景，简单比划一下就被招进文艺班了”。

“还有入学考试，我怎么不记得了？”

“考了，我记得当时我和凡连跳了藏族舞蹈“北京的金山上”，还有的同学演唱了二人台和革命歌曲”。

“是啊，记得你身材婀娜擅长舞蹈”。

“我们文艺班都学什么了？”我问了同样问题。

“咱们文艺班开学初一个人选了一件乐器，白天练乐器，晚上排练舞蹈。当时我选了大底胡，改桃选了小京胡”。

我想，是啊，改桃正巧选了京胡，要是选了底胡她也够不着琴码啊。

“当时岁数小，觉得挺有朝气的。回忆过去也挺美好的，那是咱们不一样的青春岁月”。

……

和同学们的聊天让我脑海里对文艺班时的情景逐渐清晰起来。

文艺班诞生于十分奇特的历史背景。为了适应“五七”指示教改的需要，1975年开始全国许多中学相继开办了机电班、农业班、草药班、体育班、文艺班等等。三义泉中学的文艺班和体育班开办于1976年，结束于1977年末，也就是一年多的光景。

1976年秋季，来自三义泉中学初五班和席麻滩学校初中班的50多名学生幸运地走进了中学校园东南角的一间教室。当时适逢麦收季节，开学典礼后我们直接背起行李开赴四道嘴大队南营子村参加支农麦收劳动，和当地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是第一次割麦子，起初凭着一股热情，还能勉强跟上，不到半个小时，就坚持不住了，手里的镰刀感到很沉，也很钝，腰酸背痛，两腿无力，那麦芒刺的浑身奇痒无比，越来越跟不上趟了。忙里添乱，镰刀割麦子一滑，右手指被割破，那鲜血滴在麦上洒下片片红色花瓣。第二天，老师看我身单力薄就把我安排在炊事班帮厨。

晚上男女同学围坐在老乡大炕上彻夜打扑克争上游，炽热的电灯照亮我们这些纯真无邪的脸。荷尔蒙充溢着屋里的每一个空间，划一根火柴就会点燃，我虽然年龄最小，懂事迟，也已明显感觉到周边异性带来的压抑感，男女生插花围坐着，个别小男生故意使坏在甩扑克牌时用胳膊肘碰撞身边的大姐姐。不几天大家已热熟在一起了。我被几位大姐姐亲切地称呼潘冬子，开初的文艺班就给我们带来许多美好的期待。

支农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发现一个模样帅气、面带微笑的青年老师，也同其他课任老师一样住进了单身教师寝室，也按点走进教工食堂。来自卓素图大队的同学说，他就是我们新来的文艺班音乐老师——王俊老师。得知王俊老师出身于音乐世家，几乎精通那时能见到的所有乐器，尤其拉的一手手风琴和板胡。我们都充满期待。

那时候王老师大概也就三十开外，瓜子脸，说话细声细语，第一节课是音乐基础知识，介绍了乐理、节奏和和声一些基本知识，当他讲到节奏一节时同学们听得很茫然，他就用生活常识举例启发大家。他说，过春节时我们家里煮饺子，老爷爷在地下拉风箱，老奶奶在炕上捣蒜。不一会儿你会发现，拉风箱的踢踏声和捣蒜的咚咚声就合在一起，有规律地发出的声音这就是节奏。

最初文艺班办的也像模像样。清晨，大家像艺校学生那样练习吊嗓子、压腿弯腰练形体；练习吹笛子、拉二胡、板胡等各种乐器。伴随着鸟叫声起床，在校园大水渠边、小树林里常常看到我们刻苦练功的身影，经常能听到我们吹笛子、拉二胡的嘈杂声音…。

王老师尽管和善，对每个人要求都很严，他常常对我们说：“学唱歌，一定要做到曲不离口，练乐器，一定要做到琴不离手，只有这样，你们才会学到真本领”。

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排练各种节目。有舞蹈、表演唱、小合唱、大合唱等，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学校宣传队由20多名男女生组成，个个聪明伶俐，虽然歌声没那么动听，舞姿也不见得多么美好；拉琴也磕磕绊绊，没有那么好的表演天赋，但大家都十分投入，扮演节目中的角色十分入戏……。

当时班上有两朵花，一朵天生丽质、美丽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笑容甜美，她对班上每个同学都是笑脸相迎，身上充满了青春活力，还是篮球队的主力后卫。她在许多舞蹈节目中，经常当领舞。另一朵长着一张瓜子脸，尖尖的下巴，人有点娇滴滴的，眼睛虽然不是很大，但很迷人，班里的男生都抵不住她那双会勾魂的眼神，她特别擅长表演唱。

我那时个子矮，在文艺班参加过三个儿童类表演节目。一个是笛子独奏“扬鞭催马送粮忙”，一个是四人表演唱“放学路上”，另一个是天津快书。

那时候，有一首歌《友谊花开万里香》经常在喇叭里播放。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

在开放

朋友们啊来自远方

来自远方

亚非拉朋友手挽手

友谊的歌声高声唱

高声唱

......

“3455565，53215…”虽然曲谱简单，但是讲述的却是友情和积极向上的心态。王俊老师用这首歌曲谱，自己写词编成一个四人表演唱，我们两男两女肩扛自制的红缨枪在舞台上边舞边唱，故事情节大概是放学路上保护农民田地里的丰收果实。

文艺班的乐器几乎是现成的，由于我在初中就加入宣传队，加之自己喜好这些乐器，我对我们中学音乐教室里的乐器可谓如数家珍。学校专门有一间音乐教室，墙角一侧的乐器柜子上下两层，摆满了乐器。我清楚地记得有棕色乌木二胡一把，虽碰掉了琴头，可声音非常纯熟，一把高音二胡，油漆一新，适合表演广东音乐，底胡一把，比我当时个子都高，发出低吟沉闷的声音；三弦一把，中阮一把，板胡一把。手风琴一个，脚踏风琴一个。锣鼓铙钹若干。对啦，还有铜铃一个，铜铃是我第一次加入乐队时用过的乐器。

吹奏乐器有唢呐一个，笙一个，笛子一套，我对那根C调的笛子尤其熟悉，不止一次用那根笛子吹奏过“我是一个兵”和“扬鞭催马送粮忙”等乐曲。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些乐器，由于中学变迁搬家，估计这些乐器也不知流落在哪里了，但我相信它们还能唱出新时代的强音。

除了上课，其他时间几乎都用来排练节目，节目之丰富足足可以组成一台晚会。我们第一次汇报演出是在学校大礼堂进行的，当时公社的领导都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台下座无虚席。

汇演队伍来自三义泉中学、海流素太小学、各大队宣传队。大家纷纷拿出自己最拿手的节目参加演出。大家在暗地里也互相较劲。那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来自海流素太小学白老师的文艺队。看着他们在舞台上齐整的乐队和优美的表演，尽管有些不服气，但也自愧弗如。由于白老师的坚守，海流素太小学一直保持着音乐特长培养的传统。

那天演出结束，公社领导与我们每个人握手，竖着大拇指夸奖我们的节目演得好，文宣队的同学个个都脸上充满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觉得平时的勤学苦练功夫没白费，汗水和泪水也没白流。

上文艺班也满足了我对音乐的迷恋和虚荣。

我小时候喜欢钻进红白喜事的鼓匠房里听盲人艺人的吹拉弹唱，不知不觉熟悉了许多北路梆子丁果仙、贾桂林、王爱爱大师们的唱段，特别喜欢丁果仙的《渭水河》和贾桂林的《王宝钏》。立志能学习一门乐器。

初中时，我自学的第一件乐器是唢呐，第一支曲子是运动员进行曲，那时候开运动会需要现场吹奏，我学的唢呐正好被派上用场。为了学习唢呐我向鼓匠房老艺人取经，他们告诉我，要学好唢呐，首要的是用生石灰把眼睛弄瞎，其次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尽管没有勇气把眼睛搞瞎，可我听从了大师的意见，在下雪天清早起来就去房后树林里练唢呐基本功。我先用十个手指快速在雪地里插，开始感觉是冰冷彻骨，慢慢地手指上有一种火烧的感觉，雪见指即化。接着开始练习音阶和练习曲。后来，家人发现我脸庞渐渐变大，及时制止了我。

上文艺班后我舍弃了唢呐，选择的乐器是一只C调的小笛子，是那盒套笛里最短的那只。王老师告诉我：“你气脉短，还不适合吹奏F调和G调的笛子”。王老师简单介绍了握笛姿势和孔音位置，我就开始刻苦练习，并渐渐喜欢上了笛子。不到半年就可以演奏“我是一个兵”，后来代表中学在大礼堂数次表演“扬鞭催马送粮忙”独奏曲。每次演出王老师都站在我身边亲自用手风琴为我伴奏，并在台上用眼神不断给我鼓励。

最后一次见到王俊老师是在二舅葬礼昏暗嘈杂的鼓匠房里。那天我刚从蒙古国回来下飞机后接到二舅去世的消息。黄昏时到达五间夭村二舅的院子，行过祭拜大礼后，我弟弟说，鼓匠房里有你老师你不去看看？我很好奇，我的老师，鼓匠，会是谁呢？走进低矮的鼓匠房，只见是王俊老师，他坐在右侧靠门口的火炉旁边，起身，握手，微笑。见王老师还是那张白净的脸，没有被这烟熏雾障的空气给污染，在我眼里他并不显老，还是几十年前乡村代课教师的清爽。寒暄过后，王老师继续完成他的坐夜任务。没有想到的是我与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一个乡村中学文艺班的唯一的音乐老师，会是在这样的场合相遇。更没有想到老师没有转正成为正式教师，会以“喝滚酒，吃冷菜，烤匍胸，冻脊背，吹鼓捏塌眼流泪”的鼓匠为生。

第二天上午是漫长的接祭过程，我披麻戴孝跟在孝子队伍中，一次次从院子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返回院子，王老师看我有点儿辛苦，他停下脚步，在我耳边低语说：“有这个心就行啦，没必要那么认真”。

这是我和王老师的最后一面，最后一次听到温馨的关怀。

随着形势的变化，文艺班上的文化课和音乐课越来越显出冲突。许多文化课老师都是大风大雨中走过来的人，尽管不说，但压根儿认为一帮子没有文艺细胞的孩子天天学文艺放弃数理化学习是瞎扯淡，不务正业。班主任老师告诫我们：“不要让我听见你们拉琴的声音，我受不了这种杀鸡声”。每当看到老师远远地从办公室出来，我们早早就收住了琴声。

我那时尽管对音乐课带来的热热闹闹还在着迷，可也渐渐意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可又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放下音乐课，于是便利用夜间和周末一个人躲在锅炉房里有计划地复习数理化功课，始终保持着文化课的前几名和文艺课的积极参与。

1977年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文艺班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学校领导把文艺班和体育班整合成高九班和高十班。高十班参加了78年的高考，高九班的同学延长一年学习高三课程，并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

从此，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也由自己书写了…。

高高山上一头牛，

两个犄角一颗头，

四个蹄子分八瓣，

尾巴长在身后头。

……

难忘曾经的文艺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