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大学毕业，自己成立家庭后，我才发现我的原生家庭并不正常。
父亲常年不在家，美其名曰在外地打工挣钱；母亲在家里种地，带着我们姐妹三人。
这样一描述，就好像跟任何一个“留守村”的情况一样，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
可细细想来，还是有点不一样。
别人家的父亲过年的时候，总是会扛着大包小包，出现在村里，要不了多长的时间，那家的小孩就会拿着新鲜的零食出来吃，家里的女主人也会挂满笑容地，往屠户家里买肉。
而我家不然。临近春节了，我妈会频繁地去往屋后的老奶奶家，因为她会算卦。随便报出一个日期，就可以推算出牵挂之人的归期。
我妈算了一次又一次，次次都不准，可她却次次又去算。
因为毗邻，有时隔着窗外算；有时在外面碰上了老奶奶，就当面算；实在算得烦了，就安排我们小孩代劳。
为此，我妈发明了好多算归期的方法，比如看锅灶里的火燃烧的样式；比如说清晨起床听见喜鹊叫。
“今天你爸肯定要回来。”这几乎成为了我妈临近春节的一个口头禅。
当然，也有灵验的时候。我爸真的就被我妈给盼了回来。
他拖着一个硕大的深蓝的行李箱，再提个小小的手拎包，西装革履，光鲜靓丽地回来了。
对，我爸是农民工不假，但绝非是网络上那种扛着几个大编织袋，面目沧桑的那种。忘了说了，他是农民工中的小包工头。
我一看到我爸，就兴冲冲地跑回来，翻了一遍他的行李箱，没啥好吃的，我又飞快地跑出来，找小朋友去了，因为我知道，下面即将开始一场大战。
“今年挣了多少钱?"我妈问。
“没挣到钱。”我爸说。
“那你上个月打电话说，还有家活在干呢，怎么没挣到钱呢？”我妈质问。
“那什么，老板跑了，把工人工资一结，路费都没了，要不是你天天催，我都不准备回来过年了，路费还是问别人借的。”我爸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串。
然后我妈开始厉声责问，盘账对账，再然后痛说家史，诉说不幸，再再然后哭天抹泪，最最后，我妈抹干眼泪，带上自己的小零钱，也上屠夫家给我爸打肉去了。
每年这样的场景差不多都要上演一次。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爸在撒谎，他将所有挣到的钱，以及不干活的所有时间，都投在了麻将室和牌九室。
他是个彻彻底底的赌徒。
家里是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年代，出去打工喜欢抱团，老乡带着老乡，干的都是同一行当。就好比莆田系医院，泉州制鞋等。
一个距离我老家1700公里的地方，是我老家的第二老家，一个麻将馆差不多都是熟人。
当然，赌徒也并非生来是赌徒。
我妈就给出个官方答案：你们都是姑娘，你爸觉得干得没得劲，所以就不想干活了，后来就渐渐沉迷赌博了。
我叹息，得，这合着还是我们性别的错误。
后来，记事最早的我大姐也给出了个答案：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的性别，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爸爸还是挺能挣钱的，那个时期，我们是村里最早有电视，录像机，缝纫机和自行车的家庭。
我大姐十岁，我二姐八岁，我也六岁了。
要是因为孩子性别之故，我爸应该在我一生下来，就开始变坏的，不可能等我长到六岁。
我信服了。因为我还记得，我六岁那年端午节，穿着一身漂漂亮亮的新裙子，白色的，上面绣着一朵朵小小的红花。
八十年代的孩子，普通人家的孩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而我家，过个节每人就能得到一套新衣。
大姐说：爸爸沉迷赌博，是因为咱妈是个扶弟魔。爸爸挣了一点钱，妈妈就偷偷搬回娘家了。
我爸嘴里虽然不说，但心里跟个明镜似的。
我妈在娘家排行老大，底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外婆常年卧病在床，外公是个退伍军人，人蛮钝的，只知道卖力气。
在这种客观情境下，我相信我妈肯定是倾尽全力的赞助，因为她有时会流露出，我们对娘家的心，并没有她当年的多。
“升米恩，斗米仇”，我外婆，暗地里享受我爸劳动成果，但并没有对我爸很客气，反而时常讥笑，奚落我爸。
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而走向恶习的父亲；
一个被成功洗脑，摆不正自己位置，将自己塑造成牺牲者的母亲。
一个不作为，一个歇斯底里。
一个无限逃避，一个怨气冲天。
这样的家庭养出来的孩子——敏感，不自信，总是畏首畏尾。
这是我们姐妹三身上都有的通病。当然，还各有各的性格缺陷。
物质的贫穷抹杀不掉光芒，但贫瘠的心灵注定开不出鲜花。
大学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子，清秀纤细，但单薄的身体似乎蕴藏着无限的能量。
她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去做家教，大大方方地跟小孩父母谈价格；喜欢一个男孩子，就干干脆脆地去交往；她爱唱歌，就报名参加学校里的迎新项目。
我知道，她出自一个不富裕的家庭，父母都是勤勤恳恳的庄稼人，但那份被爱的底气一直都在。
真好。
即使那个时候，我已经能从父母那里要来四千元去买电脑了，但我依然羡慕她。
我妈有一点高明之处，就是坚信教育的力量。无论如何困难，她都全心全力的把我们送入学堂。
等我读书了，能自己思考了，我才知道，受教育本是一场自救的过程。
如今，我也做了妈妈。我希望我能给他建造的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家庭——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都爱他。
我希望他能从一个开心，快乐的小朋友，长成一个开心快乐的大人。
如此便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