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水星我们阅读并解构了今年的第一本自然科学倾向的书籍《自私的基因》。精彩的内容展示和交流互动使我们从基因这个自然科学理论拓展到了人类社会、文化、心灵以及它们背后那个超越表象的存在。这里就把上节课我们共同努力拓展的成果作为备忘记录整理总结。
一、“进化”与“被选择”
我们似乎一开始就曲解了达尔文的意思。
在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我们都能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各种形式的表述。但《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道金斯几乎用了整本书的篇幅来纠正我们这一思维定式——基因和其支配的生存机器没有意识、没有道德、没有情感、不会主观的去“做”任何事情，它们只是基于它们的特性而在不断的复制扩展、分化变异、并长时间的存在。基因在面临阻碍其特性的客观存在下的扩展的表现，被人类觉知、观察并研究，经过研究者（生物学家）的理论构建、他们（研究者）将基因特性在现实时间维度上的进程展现在人类社会面前，他们想昭告人类的是：“（基因支配的）生物世界，经过了亿万年的漫长岁月，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而人类社会却理解成为了：“生物世界经过了亿万年的漫长岁月，终于把我们人类创造出来了”。这是一个致命的认知偏差，它将生物世界的历史演进赋予了人格，使其有了价值判断、情感能力、甚至有了意识和智慧。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人格化极易扭曲对客观存在真实状态的判断，在科学研究中要尽可能的减少人格化对客观存在的认识的干扰，尽可能的对客观存在进行描述、分析，而不是投射、评判、标签化。
人格化投射的心理性因素是否源于婴儿早期对原始客体的理想化行为形成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回到基因上，真正的情况是：基因在面临阻碍其特性的客观存在时，没有思想、没有方法，没有策略、没有预演、更没有意识，直接“撞”向了挡在前面的“墙”。无法生存的基因和基因支配的个体纷纷灭绝，适宜生存的基因穿过了“墙”，并且继续着复制、分化、长期存在的特性，重复着以上流程。这一流程重复了数十亿年来到现在，形成现在人类看到的生物的时间维度上的进程。因此，较之于当前的生物世界是经过“进化”而形成的，当前的生物世界是“被选择”而成的描述更加准确。
二、自私的基因与“不朽的复制因子”
基因的更深一层次的层面——也是我们需要破除的另一个思维定式，是将基因当做一种生物学概念的，只存在于表象世界的客观物质。生物学的基因确实是指代基于脱氧核糖核酸的遗传载体，而载体之上的信息则超越了生物学范畴。广义的基因泛指一切拥有复制扩张、分化变异特性的非表象级的存在，基于短期存在的表象载体，它们本身的特性能几乎永久的存在，这也是基因的一个重要特性——没有时间格式。
生物学上的基因是广义基因这种非表象级存在在生物学领域的表现。而《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道金斯则基于生物学基因发展出了一个“人类文化基因”的概念——觅母。觅母作为人类文化的“基因”与生物学上的基因有相似性：复制扩张、分化变异、没有时间格式、并且也同样会受到客观存在的局限，在这样的局限之下觅母也一样会形成生存竞争；而相比生物基因、觅母也有自己的特性，觅母将人脑、电脑（人工智能）作为载体，复制与传播的速度、效率和灵活度和变异速度都大大高于生物基因；生物基因所支配的动物和生物层面的人类作为生物基因的生存机器展现出生物基因的意志：以生存保证基因的时间坐标上的存在，以生育保证基因的时间格式上的永恒。除此之外，生物体便不再需要有和生物基因意志无关的特性。而觅母作为目前人类独有的“文化基因”，其通过支配人类体现的意志也和生物基因大相径庭：在觅母支配下，人类展现出其他生物体完全不可能具备的精神特性，这种精神特性使得人类文化的演进不再是无意识的“撞墙”，而是基于时间和经验有意识的源源不断的产出适应于客观存在的“认识工具”和“行动工具”，在人类的层面上才真正实现了“进化”的原本含义，精神特性将人类同动物彻底的区分开来。作为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叠加体，人类在现实存在中生物意志和基因意志的冲突造就了人类最复杂的一面。
人类的出现使得基因的概念向更广义的次扩展，那么，我们在未来是否还会遇到具有和基因、觅母具有相同属性的超越时间格式的意志级的“传递者”？我们可否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创建一个称为“复制因子”的新类别？
三、竞争体系中的ESS模型演化
回到生物基因。当我们克服了人格化赋予来看生物被选择的历程，可以知道当下这个生物体系的格式内各个竞争体系中竞争主体的相互关系是经过无数的剧烈竞争造成的数量波动后，在某一时期内波幅减小，趋于稳定。研究者总结出这一历程的描述模型，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使用最多的ESS（进化稳定）模型。
ESS模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或者闭环的模型。在生物体系中，它贯穿了生物从诞生到现在的竞争体系，同时随着基因的分化变异，每一个新的分支上ESS继续着作用，在任何一个分支的演进历程中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和淘汰，使得ESS模型的稳定永远只能是相对的。如果画出一个图景，在ESS模型下的生物体系最形象的状态应该是一棵无限延伸和分枝的树，在树的每一个枝节上都进行着竞争主体们闯入——震荡——稳定——闯入的螺旋上升的演进。
只要是竞争体系，就有ESS模型生效。所以在同样是竞争体系的人类社会中就不难找到印证的案例。反之，在面对人类社会时间格式下的客观存在的时候，使用ESS模型进行解释、预测或者对社会存在的自我说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方式。不过除了应用级的意义，ESS模型还会引申出另一方面更加超越表象、更加可能令人“致郁”的意义。
四、最小作用量原理与命运
最小作用量的三个层面
ESS模型是最小作用量原理在竞争体系中的体现。最小作用量原理作为首先发现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中的定理，其基本含义是微观粒子的运动在多次进行后其振幅在作用量最小的那条路径上展现出了最大的几率。如果使用通俗的话语形容，那就是大自然似乎是一位精明的经济学家，它为微观粒子运动的每一条路径都早已选好了消耗最小，效率最高的那一条，在任何一个方面上都在精致的节省着作用量。而基于微观粒子的宏观世界，仿佛也是一栋精巧设计的大厦，每一块砖瓦的存在都有它充分的用途，而每一块砖瓦为什么被设计成某种形态，也一定是因为这种形态是消耗最小最高效。不会有任何一个存在是多余的。
人类文化里最小作用量会更令人熟悉。毕竟我们更容易理解“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等形容词是用来形容人类而不是自然。在人类的各个竞争体系中资源的有限和众数的竞争主体使得人类同样在最小作用量的驱力作用下，顺应ESS模型演进人类的时间维度。而基于觅母赐予的精神意识，人类使用博弈、策略、演习等行动工具，以妥协为方向促使着人类各个层面的竞争体系从ESS的震荡端走向稳定端，而途中不断加入的觅母意志的“搅局者”又使用博弈、策略、演习等行动工具，以对立为方向使得人类重新进入ESS的震荡状态。
通过以上的最小作用力的描述我们明晰了最小作用力在自然层面和人文层面上的表现，然而如果再将这一原理进一步上升到哲学层面，将最小作用力原理从表象世界中提取出来，我们看到的将可能是一个“致郁”的展开——必然的路径与必然的结局。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命运。
自从工业革命后科技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使得西方世界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在这样的乐观的认知里，人类通向未来的路径是丰富且不确定的，未来同样丰富且不确定，但潜意识里是充满希望的，在科技带来的扫清愚昧、制造巨大生产力和认识广度的支持下，选择每一条路径都能到达无限可能的未来。也许是这种无限拓展的空间的十分符合复制因子（不论是基因还是觅母）们的特性，人类自然形成了未来希望的统一认识。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两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和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否定了西方世界这样希望的认知，即使在科技的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人类依然无法摆脱战争、杀戮和文明倒退。当思想界冷静下来反思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的时候，最小作用量原理成为了客观定理赋予人类合理性的一个重要参照，这样的认知却是反复制因子的，基于这样的认知而著成的《自私的基因》使当时很多人“致郁”——一切的命运或许早已注定。
虽是致郁，却又分为不同的三个层面——生物基因的命运、复制因子的命运和最小作用量的命运。被生物基因的命运致郁的人，看到的是生物体的人从出生下来，他的生理特征、性格、行为、无意识表现就已经注定，哪怕是后天心智培养和思想矫正也难以疗愈这些先天性的缺陷；被复制因子致郁的人，看到的是人类不过是一种载体，一个工具，不是生物基因的载体，就是觅母的载体，我们有幸部分摆脱了生物基因的主宰，却继续被觅母主宰着，我们的角色似乎只是从一个载体变成另一个载体，从一个意志的工具变成另一个意志的工具，而人类自身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志。被最小作用量致郁的人，看到的则是超越人类的，一切表象与意志的无法摆脱的最小作用量漏斗，未来永远是某个早已确定的极值，消耗过多带来的必然是最终的消亡，而意志和意志的表象体能够选择的，不过是到达这一极值的路径的最小消耗路径的微小波动而已。不止人类，一切存在似乎都不可能拥有任何的自由意志。这样已经注定的终结会给现在的人类带来什么？
唯一能够给人类提供慰藉的，恐怕就是人类处在时间的低维，只能线性前进并且看不到未来的状态。这样从人类的视角出发，看不到的未来能使人类中的绝大部分个体依然保有对未来希望性倾向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