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看《皮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仿佛有了感应般，莫名的忧虑总是忍不住地往上翻涌。
作者写中风偏瘫却一辈子倔强执拗的阿爸，我牵挂的是家中经常腰酸背痛却执拗不语的父亲，作者写饱经风霜一个人扛起整个家的阿妈，我惦念的是我那脾气直厉隐忍好强的母亲。
尽管早就知道，我们总要面临长辈的老去，我们会目睹他们的青春年华一点点消耗殆尽，也会亲眼看着病痛无情地来袭而无能为力。只是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这一天就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陪母亲去医院的那天天气很好，好得毫无征兆，我那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不喊累不叫苦的母亲，医生说她的心脏生了很重的病，然后下发了住院通知书。
母亲坚称自己没事，打完点滴的时候会走到过道和病友们聊天，抑或是去隔壁烧伤科看孩子，她说，你看那些孩子，好可怜。
好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也不敢再想起，但似乎又很平静。平静到我们都以为很快就可以这样平安健康地回家。
走廊的尽头是重症监护室，经过那里的时候总是不忍看，病房里的病人被五花大绑等待审判，病房外的亲人又何尝不是饱受煎熬。
母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便在医院睡了半个月。凌晨睡不着的时候，就躺在坚硬的折叠床上，听这个世界。医院的夜很怪，有时候很静很静，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所有人在这里避难，远离外面的兵荒马乱。可是有时候又很吵很吵，呻吟声，急促的脚步声，甚至还有…家属的呼喊和号哭…
第一次给家人办理住院，两眼一抹黑，走了很多弯路，亲眼见识了有些医务人员的冷漠和无良，关系托了又托，面对的依旧是态度不明朗的脸。于是果断办理了转院。
等待结果的日子心里总是没着没落，默默构建了很多种心理预设，又一次次被现实无情推翻。所有人都告诉我，能不做支架就不要做，一个异物放在心里终究不是好事。可最终的结果是，不是要不要做，而是能不能做，也许病情严重到，根本就做不了。
手术前，医生例行公事地告知可能的一切风险，在我看来不过是夸张的渲染，因而我还可以在所有人面前镇定地签下手术同意书。
手术的前一晚，我笑着对母亲说，你别怕，局部麻醉后一点也不疼。
母亲说，我才不怕，反正一点也不疼。
你知道的，你不怕，我就不怕。
等待的时候，我躲在角落，向上天祈求，如果一切顺利，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又或者，取我几年性命又如何？
不知过了多久，医生召唤我们进去，透过仪器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医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可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万幸的是，我们及时转院，及时治疗。最终他说，可以做，去交钱吧。
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信号啊。隔着玻璃窗，我笑着和手术台上的美芽挥手，轻轻地说，没事。于是她也笑了。
当支架顺畅地介入她的体内，医生再次把我们叫进去，看着血液通过血管无比欢快地流过她的身体，流过她的心脏。正如我隐忍的泪花终于翻涌欢畅。
雨过天晴的滋味固然幸福，却没有人喜欢在漫天风雨里挣扎的滋味。
当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个当做笑话对她讲的时候，却再也不想回忆起那段找不着北的煎熬。
看着母亲大包小包的药，父亲说，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就要改变了。
我说，只要一家人还是整整齐齐，一切就都没有改变。
可是，我也会在父亲面前孩子气，你一定要好好的，如果你也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然后一个人的时候，再也忍不住地大哭。
柴静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不足以语人生。
这下，我是不是也有了语人生的资格。
后来父亲很认真地和我说，爹爹奶奶重病的时候，家中困难，后来相继过世，他不一样把我拉扯长大？人，怎么能有不活的念头？
我惭愧万分，我当然无法像庄子那样通透豁达，鼓盆而歌，可是父亲的话却让我感到慰藉。
活在当下，蔑视苦难，练就对抗它的本领，就一定不再害怕。
我给母亲淘了从周一到周日分类的药盒，还有切药神器，感叹现在的高科技。
我陪母亲散步逛超市，看到有女孩街头卖唱，我们会驻足很久，看她写的遭遇。然后美芽默默拿出钱包。她母亲病重，美芽小声说。
我们会亲眼看着父母长辈们老去，可我们还要陪他们走很长的路，陪着他们打击那些作祟的怪物，直至它们落荒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