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由改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欢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情，即喝酒，下棋和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濡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收到良好的家教。父亲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慰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事件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已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塾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塾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塾里就读的孩子都是商人呵呵农民子弟，苏轼在私塾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信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再这时为自己取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得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白居易。在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有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祐八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讽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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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
苏轼的一生，“爱民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人小人忌恶，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反映了一个正直文人的不合时宜的政治生活，虽有忧国忧民的美好愿望，但在封建官场却屡屡碰壁的残酷事实。
以苏轼之才，做个“太平宰相”绰绰有余，仁宗时曾被作为宰相人选，神宗每诵其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然而在“无奸不成朝”的封建王朝，忠厚仁德如苏轼者，岂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用武”了。
再看如今，奸商横行，民间文人才子，无一不是怀才不遇，生活窘迫，有德行之人隐与山野村间，生活贫苦，而那些昧良奸诈之人却是大富大贵，银行等机构巴结奉承。真正有才德之士，不容于朝，不容于野，被人欺负也只能含泪吞下。如苏轼一般，毫无用武立足之地，却空有一腔报效国家之热血。
离宫 火风鼎
“钟鸣鼎食帝王乡，留待英才展所长，除旧布新知善用，同心改革大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