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名的典故“新亭对泣”，发生在东晋建立前六年（公元311年），彼时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已经苦心经营江左四年，刚刚立足。司马睿在乱世中是个幸运儿，这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站队正确，他属于“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一派，因东海国和琅邪国是邻居，所以天然就是盟友；二是司马睿获得了其所在封国的豪门士族琅邪王氏的鼎力支持，当然王氏的头面人物王衍正在中央支持司马越，在地方支持司马睿的是当时还是小字辈的王导。司马睿的创业起步应该说得益于司马越的安排，司马越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跟中央其他几王的争权夺利上，因此安排了自己的跟班小弟司马睿负责稳固后方大本营。305年，任命司马睿任平东将军、徐州军分区司令；307年，进一步升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扬州江南军区司令、假节（授权可斩杀战时违犯军令者），治所在建邺（今南京）。从司马睿出任平东将军起，王导就一直追随司马睿，成为司马睿的得力臂膀。这几年间，中原大乱的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新兴的汉赵帝国对日薄西山的晋帝国步步压迫，攻陷京师洛阳，将来不及逃走的王公贵族们一网打尽，大肆屠杀。这引发了大量的北方士族开始逐步避祸南迁，这段历史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北方士族大批量的涌入江南地区，正好被司马睿和王导收拢所用。然而江南本地也是有传统豪门的，比如周、陆、顾、朱等大姓士族，这就导致后来的北方士族与土著的南方士族必然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产生新的矛盾。王导之所以成为一代名相，其最大的功劳正在于尽力调和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稳定了东晋初创时期的政治局面。后人以王导善于“和稀泥”、不思进取，对其多有诟病，却不想想在当时的境况下，江左内部尚纷争不休，各派势力自相倾轧，哪有余力北伐收复故土？由此可以引申到祖逖的话题，后人颇为祖逖鸣不平，虽击楫中流而壮志未酬，皆由于东晋小朝廷偏安一隅，无心复国所致。其实北伐非无心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就算是以后来的东晋大军头刘裕武力之强，其北伐战果之威名赫赫，最后也落得个哪来哪去，实乃形势比人强，不服不行。明白了这个大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当陈頵给王导提政改建议的时候，虽然其情也算切中时弊，然而王导却不能采纳，因为一旦真的如此行政，那可就是把南北士族全得罪干净了，基本盘哪里是能够轻易动摇的？所以王导的反应其实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自然选择，无可厚非。改革不是不可以，但也要看看形势，当前的形势是内忧外患一个不差而且都极其严峻，所以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安定团结的前提又必须是有一个flag立得起来才能建立统一战线，这个flag就是王导在新亭之会上义正辞严的表态——“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正如诸葛亮在蜀汉立的flag一样——“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诸葛亮路线是把蜀汉变成了军政府，不断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结果最后速亡；王导路线就韬晦得多，虽然东晋几经变乱，却总能在几次大动荡中历风雨飘摇而不倒，这不能不说与王导在立国初期制定的“和稀泥”政策有密切关系。“王与马共天下”，的确不是一句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