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文_灰烬
麦克雷·威廉姆斯注视着镜子里的那个人。他棕色的长发软塌塌地垂在脸颊两侧，如杂草般干枯，双眼凹陷，眼底有两道血红色的痕迹，他的眼睛没有焦点，仿佛注视着镜子后的某个地方。胡茬遍布在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颊上。他好似一具活着的死尸。
厕所的灯泡闪烁着，不时窜过一阵电流的劈啪声，时亮时暗。麦克雷盯着镜子那头闪烁着的自己的脸庞，拧开水龙头，掬了一把水。
水很凉，冰凌般的触感刺激着他粗糙的皮肤。他用力扇了扇自己的脸颊，试图让自己回过神来。腹部的抽搐感又一次传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麦克雷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刮擦着，指腹触碰到了黏腻的粘膜，胃部涌上了反刍感，但他只干呕出了几滩泛酸的黄色粘液。
他张大嘴巴把指头伸得更深了些，像要把整个手掌都吞下去似的。喉咙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与之相伴的是胃部剧烈的抽搐。他立刻抽搐手指，对着洗手池大吐特吐起来。
这次呕吐几乎要了他的老命。
呕吐过后的喉咙残留着辛辣感，麦克雷漱了漱口。老天，现在洗手池里都是他那摊臭烘烘的呕吐物了。
“嘿，老兄，你不能吐在那儿！”马特推开了厕所门，一见到这幅景象，他便这么叫道，“你应该吐到马桶里的！不然就得出去了。”
马特是这间酒吧的清洁员，他是个三十岁的拉美裔美国人，有一头棕色鬈发和棕色皮肤，但他并不像其他拉美裔人一样，在灰色地带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光负责麦克雷这种人的烂摊子就已经让他累得够戗了。
“你自己看看，马特，”麦克雷用大拇指比了比身后那排隔间，“你去看看，我没有能吐的地方了。”他拍了拍马特的肩膀，顺便在他那件二手的牛仔衬衫上揩掉了手指上的脏东西，在马特的注视下离开了这里。
马特一间间地推开了隔间的挡板门，四扇挡板背后大都是堆积成山的垃圾和卫生纸团，还有个被堵塞了下水道，里头的褐色液体几乎已漫过马桶盖的马桶。他关上最后一个隔间的挡板，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副油腻的黄色橡胶手套，一言不发地开始工作。
“工作？老兄，你在开玩笑吗？”
肯尼吸了口大麻，哈哈大笑起来，继续说道：“让我来告诉你，比尔，你去找一份工作，在华尔街，然后把你那该死的屁股挤进那群白色肥佬中间，你会为了上司送给你的一张百老汇的门票高兴不已，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老板要和五角大楼的政客讨论对古巴的禁运封锁应该如何才能在不违反国际法和海牙公约的情况下使最多的卡斯特罗政府的船只无法驶出哈瓦那的港口。
你知道吗？就是这堆狗屎。如果你想参与这些狗屎，那你就去吧，永远，永远都不要跟别人提起你曾在格林威治村住过，也别说你去过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你知道什么？因为你不配拥有这些。”
肯尼说完这番话后，房间里陷入一片寂静，他本以为能收获些掌声，但看起来没人愿意附和他。
“你们都怎么了？”肯尼摊开双手，疑惑地问，“都磕多了吗？”
“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肯尼？”比尔轻声问道。他的双眼张得很大，眼神却涣散无光。世界仿佛一间五颜六色的房间，里头泼满了鲜艳的油漆。那些颜色美妙极了，它们能让人联想到最美好的东西。比尔的精神陷入了一坨巨大的乳房，它轻轻地托举着比尔，那些图案在他的脑海中旋转着，扭曲着，变幻出斑斓的图案，仿佛万花筒一般。
比尔已经忘记自己要说什么了。
肯尼环顾四周，人们都表现出跟比尔差不多的状态。他们或躺或卧，有的靠在沙发上，仰着脖子，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上缓缓旋转的风扇。有的人用手肘着脑袋，摩挲着墙纸上的花蔓咯咯直笑。但大部分人只是躺在地上，睁着眼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动着。
肯尼想再说些什么，但他这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听众了。
今年是1972年，肯尼当然知道这个，但他不知道比尔问他这个是为了什么。几分钟之前，当LSD还没有摧毁比尔的意识时，他告诉肯尼，他打算去应聘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就是他说的。他还说自己的人生不该这么结束，死于一群瘾君子间。那时，艾滋病还没有爆发，年轻人们可以大胆尝试新鲜事物而不必担心什么惩罚。时光好像在幻觉中禁止了。他们可以像霍夫曼博士[1]那样，一直骑着那辆脚踏车，从东海岸骑到西海岸，最后一头栽进漆黑的太平洋海域深处。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咸腥的味道，那是人体的汗液和大麻的臭味混合在一起的怪异味道，令人窒息，又潜藏着隐隐的疯狂。
肯尼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凉风钻了进来，肯尼呼吸着它，像在嗅一颗薄荷糖。他朝公寓楼下望去，看见抱着牛皮纸袋的麦克雷走进公寓大楼。
他等了一会儿，门外响起上楼的声音，随后是一阵钥匙插入门锁转动的声音。麦克雷抱着牛皮纸袋，用肩顶开房门，走了进来。
“嗨，小麦。”肯尼和他打了个招呼。
“嗨，肯。”
麦克雷小心翼翼地穿过地板上躺着的人，提防着不踩到他们。肯尼凑到茶几边上，把烟头和垃圾推到一边，为麦克雷清出空地。麦克雷把纸袋放下，从里面掏出了食物，一一摆在桌上。肯尼拿起了其中的一片三明治。
“真是一顿豪华早餐，”肯尼说，“小麦，你吃过了吗？”
“我吃过了，”麦克雷在肯尼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一手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掏出了一盒万宝路香烟，叼出其中一根烟，用银制打火机单手点燃了它。
“最近好吗？”肯尼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口齿不清地问道。
麦克雷发出了个含混的音节，听起来像“还成”或“不赖”，他看了看周围，发觉房间里少了个人。
“莉莲娜呢？”他这么问道。
“她前两天就走了，她回欧洲了。”
“回欧洲？去哪儿？”
“瑞典，她通过了乌普萨拉大学的函授课程。”
“哇喔。”麦克雷感叹道。尽管他脸上并未流露出太多惊诧的神情。她迟早都会走的，麦克雷很清楚这一点，你不能指望一个整天抱着书的女人能一直留在这里。
“她跟我们都不一样，”肯尼说，“她知道她能做些什么，而且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我们却被困住了。你和我，所有人都是。”
“你是指，我们困在这儿出不去了？”麦克雷问道。
“空间、时间，随便你怎么说，我们动弹不得，就像囚犯。”肯尼说。
“你不能责怪谁，肯尼，”麦克雷说，“很多人都被困住了，不止我们。”
“困在同一天，一个圈，我们绕着这个房间的圆心不住打转。问题是，我们真的想出去吗？”
麦克雷按熄了烟头，把手从沙发背上放了下来。他向前倾着身子，像要给肯尼讲些什么秘密。
“肯尼，我昨天见着了个怪人，”麦克雷停下来思索片刻，随后继续说道，“那是个很怪的家伙，我不知道我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
“讲讲看。”肯尼大大地咬了口三明治。
“昨天晚上，我买了包假货，药贩子是个英语都讲不利索的西班牙人，我知道我不该相信他的。吞下药片不到半小时，我就开始呕吐，我吐得很凶，整个胃都倒了个个儿。吐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医生，我担心那药片还有什么副作用。于是我去了一家凌晨时分仍开着门的社区诊所。”
这里的灯光过于明亮，这让麦克雷感到自己的隐私都巨细无遗地暴露在灯光下。他低垂着头，长发披散下来，遮盖住了他的脸庞。他抱着肚子，那里现在仍不时隐隐作痛。看起来他好像睡着了，但这只是伪装的表象。实际上，麦克雷正捕捉着周遭的一切。
若在此之前，曾有人告诉他午夜时分的医院才是真实的纽约，他一定不会相信。但现在，他却认识到了这一点。这里灯火通明，如同白天。等候区的椅子上坐满了等待就诊的人们和打着吊针的病患，孩子嬉闹着奔跑过他的椅子旁。护士们焦急地穿梭在就诊室和咨询台之间，她们的时间很紧，走路都带起了风声。病患太多，而医生太少。麦克雷怀疑自己今晚还能否看见医生。他只是想要一张处方单。
他在那里坐着。随着时间的流逝，痛感也变得迟钝了。他只是想找个地方消磨掉夜晚罢了，麦克雷不想回去，他只想在外面游荡，像个孤魂野鬼。等夜晚来临，他可以买些小药片，再度堕入梦幻之海。他十分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他总有办法能搞到点什么。
麦克雷察觉到有人在打量自己，他望过去，那是一个小男孩，他好奇地盯着麦克雷，但他的母亲很快就走了过来，挡住了他们之间交流的视线。“走吧，米歇尔，不要在这里站着。”麦克雷听见那孩子的母亲这么说着，她谨慎地看了一眼麦克雷，推了一把那孩子，想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离他远远的。
麦克雷耸了耸肩。那孩子回过头最后看了他一眼，便被他母亲带走了。麦克雷朝他做了个鬼脸。
时间缓慢地流逝着，诊所里的人却不见有减少的迹象。麦克雷看了看四周，想找个能搭话的人聊聊天。他身边只坐了个男人，他坐得笔直，穿着一身熨得很妥帖的浅蓝色衬衣，理着很短的寸头，这对于这个年纪的纽约人来说是很罕见的。
“你好，先生，”麦克雷试着跟他聊天，“我想知道你在这里等了多久了？”
“和你一样久。”那人说，他看了一眼麦克雷，飞快地收回了目光。
“那也算很久了，”麦克雷说，“你来看什么病？呃，我是说，你为什么来这里？”
“失眠。”那人简短地说。
“失眠？”麦克雷重复了一遍，他没听说过有人失眠严重到需要来诊所的地步。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像什么穷困潦倒的失业青年，也不像债务缠身的股份持有者，他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没有一丝半毫的颓废或消沉的迹象。
“失眠。”那人说，聊到这里，他觉得不应该再拒绝和这个嬉皮士谈话了，那看起来并不礼貌，他朝麦克雷伸出手：“伯纳德。”
麦克雷回握：“麦克雷·威廉姆斯。”
“你呢？”伯纳德问。
“什么？”
“你为什么来这里？”
“食物中毒，”麦克雷回答得很快，“我吃了一袋过期的燕麦片。”
伯纳德说：“你看起来不像是因为食物中毒就会来诊所的人。”
“你也不像因为失眠就来这里，”麦克雷回答道，他想换个话题，“你的失眠很严重吗？”
“我只想开几片安眠药，但我需要医生的处方单。”
麦克雷问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伯纳德说，“四个月前我刚从越南回来。”
麦克雷忽然不想再跟对方交谈下去了。越战老兵？天，那可是他们最反感的一群人。所有美国人都知道他们在越南做了些什么。虽然那时奥利弗·斯通还没有拍出越战三部曲，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也尚未诞生。但托美联社这类扒粪者，每个人都看到了那些残酷的战争图片，那是不需要语言便能说明一切真相的东西。
伯纳德将麦克雷眼中的厌恶看得很清楚，而现在他觉得也无需隐藏些什么了。他嘲讽地说道：“我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嬉皮。刽子手，行刑者，随便你怎么说我，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狗屎。当你们在广场上集会游行时，我们却在该死的沼泽地里不得不用匕首剜掉腿肚子上的肉！因为水蛭吸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没有带咸盐！你知道什么是真相？不，你不知道，所以别他妈在这里用那副神情看着我。我们的战友死去的时候，你们却在洒满阳光的草坪上和女人做爱。你们抽大麻，吸食致幻剂，想让自己享受些什么。我们无法想象这一切，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享受。谁有资格谈论战争？只有死者才有资格谈论它。”
伯纳德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的叫声引来了整个诊所的注意，人们不安地看着他，像看一个烧开了水正在蜂鸣的水壶。一个护士快步走了过来。她在两人身侧俯下身子低声问道：“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麦克雷说，“别担心，女士。”
护士担忧地看了一眼伯纳德。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平静。他整了整衬衫的衣领，在座位上坐好，没再说些什么。
“很快就会轮到您的，”护士说，“您前面的病人已经很少了。”
“我可以等，”伯纳德说，“没有关系，女士，我不着急。”
麦克雷对护士点了点头，护士离开了他们，远去时她仍回头看了一眼伯纳德。
“伯纳德，我并不想责怪什么，”麦克雷枕着双手，“我也不知道该责怪谁。我们能责怪谁？政府？军队？官僚？还是资本主义？责怪是一件易事，它让我们不必承担自己的责任。我只想知道，是谁把我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好问题，我也想知道。”
“事实是，在你寻找答案的时候，就失去了重新回到过去的机会。”
“听着，威廉姆斯，我不是想指责你什么，我只是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交谈的，”伯纳德说，“抱歉，我——”
麦克雷阻止了他站起身来：“放轻松，老兄，我们不必聊这些，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聊些别的。”
伯纳德坐了回去，说：“聊别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聊的。”
“试一试，我们尽管可以试一试。”
“说点什么。”
“你为什么要参军？”
“这跟你无关。”伯纳德说。
“让我来说说，关于我为何要成为一个嬉皮，”麦克雷说，“想听吗？”
伯纳德耸了耸肩。
“1966年，我的哥哥罗杰斯死在了越南战场上。他隶属于101空降师，执行空降任务时降落在了错误的地点，被越共俘虏后杀害，他们那个小队最后只有一个人逃了出来。当他死亡的消息从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军事基地传回来后。”麦克雷停了下来。伯纳德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麦克雷开始继续说道：“我们家有四个孩子，罗杰斯是最年长的孩子。他逝世后，阴影便笼罩了我的家庭，那不是什么好故事，让我们跳过它。
1967年，我来到纽约，为了听鲍勃·迪伦的一场演出，那场演出棒极了，有几名诗人在酒吧里朗诵了他们写的诗歌。我不懂诗，但至少我读过惠特曼的几部诗集，我能区分得出来好和不好。那些诗人都不赖，但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
那时我认识了一些人，他们都是些友好的艺术家，当然，我很少能看见他们的作品。我们在咖啡馆里会讨论一些事情，也会参与一些读诗会或演唱会。
那时我常常在思考，是什么夺走了罗杰斯的生命。我以为那是战争，但真的如此吗？我认为我应该做些什么来阻止更多的家庭失去罗杰斯这样的年轻人，于是我开始参与一些游行。年轻人不应该为了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这样的东西献出生命，应该只是为生命而活着。
你懂我的意思吗？伯纳德，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述清楚了，我只是希望如果在那个春天，我能拦下罗杰斯去往征兵处的那趟火车该有多好。可惜没有什么能再重来。人们已经永远地死在了战场上，而你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活着就是一切。”
“这并不是我能选择的！”伯纳德低声吼道，“如果我能选择，我将选择死亡！”
对话陷入了停滞。麦克雷的喉咙像被什么扼住了。
“你以为我愿意活在这里？活在这群浑浑噩噩的人们里面吗？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我以为迎接我的是荣誉和尊敬，但现在我所见到的只有冷漠和鄙夷，这就是你们对待英雄应该有的态度吗？每天凌晨，我都会从噩梦中惊醒，轰炸机的声音整日整夜在我的耳边盘旋，从不停歇。我在哪儿？你能告诉我我在哪儿吗？”
麦克雷抿了抿嘴唇：“抱歉，伯纳德。”
“我也想找到一个答案，但很多事情并没有答案，麦克雷，只有死者才能谈论战争，而未经历过生命残酷的人们是不应该悲伤地哭泣的。那眼泪的重量相比真正的生命来说，轻得如同羽毛。你们只是谈论、谈论、谈论，但没有谁曾经亲历过所谈论的东西，一旦你们真正经历过，就不会想再谈论它。”
“这两者不应该作比，”麦克雷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哭泣。”
“没错，这是你的选择，而我选择沉默。”
伯纳德这么说着。这时，一个托着名单册的护士从就诊室里走了出来，叫到了伯纳德的名字。
“伯纳德·雷蒙斯！”
伯纳德·雷蒙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朝就诊室走去，他没有和麦克雷说再见。
麦克雷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就诊室里。他站了起来，发觉自己的肠胃已经不再疼痛了，于是麦克雷离开了这里。
“你知道，你可以不必相信他说的话，”肯尼抽出一根薯条，说，“那都是狗屎，你不会相信的，对吧？”
“的确如此，”麦克雷说，“我知道，你不必担心我。”
“我们已经失去太多朋友了，”肯尼说，“我们承担不起更多损失。”
伯纳德·雷蒙斯赤裸着上身坐在床边。借着床头灯的光芒，他阅读着手里药瓶上的文字说明。苯二氮卓类药物，强化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的抑制作用，口服，2.5mg，一日三次。后面还有一些复杂的药理说明，伯纳德没有再看下去。
他旋开药瓶，往手里倒了几十片白色的小药片，他凝视着它们，最后把它们含到嘴里。他拿起桌边的玻璃杯，将水一饮而尽。药片顺着喉咙滑了下去。第一次他吞得太多，有些阻噎，第二次他吞得少了点，第三次他吞完了所有药片。
他把药瓶瓶盖旋好，然后躺到床上。过了一会儿他陷入了沉睡。
电子合成器的声音让麦克雷有些眩晕。他离开了吧台，向卫生间走去。卫生间的门口站着个瘦削的高个男人，他一直盯着麦克雷，跟着他进了卫生间。
麦克雷在水池旁洗了把脸，那男人在他旁边说：“想买点什么吗？”
麦克雷想了想，说：“有LSD吗？”
“没有，”男人颇为遗憾地摇了摇头，“有MDMA，要吗？”
“我没有多少钱。”
“给你打七折。”
“成交。”
他们很快便完成了交易。麦克雷掏出了自己剩余的几美金，现在他只有两枚硬币了。
男人离开了，而麦克雷还留在卫生间里。他打量着手里装着青蓝色药片的小塑料袋，取出了其中一个。在灯光的照耀下，那小药片纯洁得像处女的眼睛。
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这么想着，吞下了那枚药片。
（完）
[1]艾伯特·霍夫曼，LSD之父，1943年他尝试了LSD后出现了幻觉，骑上自行车飞奔回家，但当时他以为自己处于静止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