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权、专制制度从古代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气魄、心胸和能力能超越唐太宗李世民，没有任何一个治世的影响能媲美“贞观之治”。
帝王的格局
李世民出身于贵族，隋末战争中功勋卓著，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指挥过一系列的战争，灭四方诸侯，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成功者。成为皇帝后，深刻反思隋朝灭亡的原因，积极纳谏、厉行节约，以民为本、以身作则、任人唯贤、广开言路，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能畅所欲言，好的见解和主张都能得到推广，为社会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所以李世民的帝王格局胜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君主，李世民统治时期的治世至今无人能超越，成为历朝历代的治世典范。
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
政治上重用人才，君明臣贤。太宗皇帝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皇帝心胸宽仁，不计前嫌、重用太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使贤臣良将都能为国效力，可谓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帝王鼓励大臣批评自己的过失，并且开设纳谏部门，号召天下知识分子上书朝廷，批评时政。要求知识分子指出朝廷政策的不足之处，集思广益，探讨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之大计，把好的建议立为国策，付诸实施，可见一代明君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与历史上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的暴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伟大的帝王成就伟大的贤臣，伟大的贤臣成就伟大的帝王 。 魏征原为太子李建成旧部，多次主张太子除掉李世民，然而李世民率先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登上皇位，魏征被逮捕后因忠于旧主不愿为李世民所用，向李世民求死，太宗见魏征是忠义之士，不计前嫌，李世民对魏征说：“魏征，咱们虽无深交，但朕素闻您的直名，所以有几句话相赠。先生知道对旧主尽忠，却不知道忠于大唐的江山社稷，虽忠却不是大忠；知道守一个人的志节，却不知道为天下苍生做点益事，虽贤却不是大贤。你饱读圣贤之书，却还是没有明白，做忠臣易做大忠臣难，做贤者易做大贤者更难的道理，朕实在替你惋惜啊！”太宗一席话唤醒了魏征，从此从一个冒死直言的谏大夫做到了宰相，多次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责唐太宗的过失，提醒唐太宗要厉行节俭、体察民情，以历史上的暴君失败的例子经常劝诫唐太宗要以身作则，不能骄傲自满，虽然经常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但太宗皇帝对魏征的指责诫勉不予责怪，认真反思，身体力行。魏征主张太宗皇帝要以德治国，以王道治理天下，而不能靠武力和严刑峻法，并通过各项合理的考核来选拔官员，太宗皇帝在魏征的主张下，精简机构，选拔人才，使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政府行政高效、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物质丰富。魏征在临死之前对其学生说:"我魏征虽一生刚直，然并无多大的治国能力和学识，我能够成为一代谏臣，如果不是皇上的心胸宽广，我的脑袋早就掉了多少次了，当今皇上是千年不遇的一代圣君，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魏征能效力于这样的帝王，实乃三生有幸，此生足矣！"。
二、河清海晏，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公元633年（贞观七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公元633年（贞观七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三、怀柔远播，安抚各民族百姓。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公元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对边疆各民族百姓进行安抚，视为自己的子民，在边疆游牧民族的百姓受灾时，大开国门，放粮赈灾，使各族百姓心向大唐，在消灭突厥后，重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杰出将领，怀柔远播，四海臣服。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四、忍辱负重，富国强兵，征战四方
在唐朝建立初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突厥逐渐强大，成为威胁中原王朝的强大政权，（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最为强大的三个政权:汉朝时期的匈奴政权，唐朝时期的突厥政权，金朝时期的蒙古汗国）公元626年，突厥可汗颉利率领20万铁骑兵临长安城下，当时唐朝的兵力和战力远不如突厥骑兵，许多大臣劝唐太宗撤离长安、另立国都，以图日后东山再起，太宗皇帝大怒，说:"宁可战死也绝不弃百姓于敌人的铁蹄之下，朕要誓死保卫长安，并要御驾亲征，与颉利决一死战"。经过与群臣的商讨，太宗皇帝倾其国库，用金银财宝贿赂突厥内部的贵族头领，颉利可汗见其内部已见分歧，大唐财物已到手，部族头领已无战心，故与李世民在渭水立下"便桥之盟"，要求唐朝每年向其进贡，李世民为缓兵保国，答应了突厥的要求，故20万突厥铁骑退回草原。此次危机过后，太宗皇帝忍辱负重，厉兵秣马，积蓄国力，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终于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十万余人投降唐朝。并于随后的几年，大唐帝国在唐太宗的领导下，逐渐消灭了北方薛延陀部，西方的高昌等国，东击高句丽，并将中亚地区并入大唐版图，开启中华民族的全盛时代。
大唐是中华民族最为强盛的时代，也是最受世界各国尊重和敬仰的时代，"大唐盛世"并不是御用文人笔下吹捧出来的时代，是世界各国历史中有详尽文献记载的全盛时代，是中华民族最为璀璨、光辉、引以为豪的时代！有人说唐朝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不能跟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相提并论，但不要忘了美国还不到三百年的历史，在唐朝那个时代，整个世界还没有诞生西方文明，还没有议会民主制，孔孟之道是文化和制度的正统，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典范。所以能够成就光耀万邦、流芳千载的盛世大唐的基础就是著名的“贞观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