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随着家里最小的妹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曾经规划的"五子登科"的宏伟蓝图，经过我们兄弟姊妹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划上了圆满句号。
妹妹本来是学校保送上本省最有名的兰州大学的，但她执意要往外省考。这一来，母亲就犯愁了:该如何送妹妹去上学呢?一则妹妹从小娇生惯养，没独自出过远门;二则全家人都在上班，实在请不出哪怕三四天的短假，况且那个年代，远不像现在这样全家动员、大张旗鼓地送孩子入学。
好在妹妹的一位男同学跟妹妹考到同一所院校，如果一路同行，也许还能有个照应，母亲这才放心些。
启程那天，父母和我去送妹妹，在火车站也见到了她的同学杨伟和杨伟的父母。
拥挤纷乱的车厢里，我替两个学生安置行李，母亲则一直在一旁叮嘱妹妹，也叮嘱杨伟，广播里已提示"上车送行的亲友请尽快离开车厢"了，母亲拉着妹妹的手依然难以松开。
被劝离车厢后，母亲又扒在车窗下给妹妹交代事项，那些话，我都早已烂熟了，颠过来倒过去无非是些磨盘话:"注意身体，按时吃饭睡觉"，"不要省钱"，"多给家里写信"……
而对杨伟，又换了另一副腔调:"杨伟，你是男子汉，照顾女同学你责无旁贷噢!""杨伟，你跟她同窗共读这么多年，关键时刻就看你的本事了!""杨伟，同学友谊地久天长，你要好好珍惜哦!""夜里睡觉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她睡你可不能睡哦，记住阿姨的话啊!杨伟。"
可怜的杨伟，一个腼腼腆腆、懵懵懂懂的大男孩，被女同学的母亲呼来唤去，除了"嗯嗯…哦哦…好好…"地答应之外，再说不出什么。更可笑的，"杨伟"这个名字，跟"杜子腾""赖跃进"之类一样，属于可写好认易记不宜叫的名字。母亲一遍一遍地叫着"杨伟"，惹得其他乘客不停发笑。
母亲有着四川妇女独特的精明与强势，对自家人说家乡话，对外人用川味普通话，而且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直到火车快开了，杨伟那老实的父母都没得到单独嘱咐儿子几句话的机会。
我有些不忍，对母亲说:"妈，够了，妹妹已经是大姑娘了，能照顾好自己。"谁知母亲竟冲我咆哮:"走开!你知道啥?你以为你妹妹像你一样从小天南地北乱跑，跑成了一条游狗!她啥时候离开过我?"
我难堪地退到旁边的水泥柱下抽烟。
这时，我看到母亲的侧影:双手死死扣住车窗，头昂着，头发纷乱，脖子上原本松弛的皮紧绷着，眼角流着泪水，嘴角泛着白沫，踮着脚，夏日的燥热还未退去，母亲汗湿的米色衬衫溻在背上。整个神情，既像渴望呼吸外面自由空气的囚禁者，又像拼命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
"呜--"，火车鸣笛放汽了，母亲的手还没松开，妹妹在车厢里也哭得稀里哗啦。巡道员举起小旗警告，我和父亲赶紧上前拽住母亲，母亲还是跟着启动的火车小跑了几步。
这一幕让我想起九年前母亲去四川接我来甘肃，在陕甘川交界处一个叫横现河的小站把我送上开往兰州的火车(她自己要回武都上班)，也是在车厢里反复叮嘱我到省城后去哪里找父亲，又委托左邻右座，三说两不说的，火车就启动了，硬是把母亲拉到了下一站。
回来的电车上，母亲一直哽咽，头歪在父亲肩头，父亲安慰:"不要紧，娃娃长大总要离开爹娘。再说她过年就回来了。"
一周后，家里收到妹妹的来信，说下火车时，发现所携行李一件不剩，啥时被人顺手牵羊的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