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大禹开创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其国家的格局是“万千诸侯，共宗一主”。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后启继位，从而开创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模式。此后，商、周两朝，基本是夏朝模式的翻版，即在“家天下”的发展模式中，也有治世与乱世，衰落与中兴；尤其至秦后，在夏商周“家天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演绎，就是原先的“万千诸侯”被“郡县”取代，“共宗一主”的统治模式变成了“中央集权制”。从此，后世的朝代历史，几乎是按这种“秦制”模式轮番上演。
中国各朝代的皇帝，也称“天子”，意为秉承天命之子。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这种家天下的模式，无疑已经限定了能够“秉承天命”的对象，这显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奢望的。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这样说：“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即是说，天命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而凡夫俗子是不能“受天命”的，凡夫俗子凭什么能无故拥有天下呢？ 必须是“受天命”的人才行。
如果按司马迁的这种说法，我们会首先涌起这样的疑问：奠定和完善“家天下”发展模式的夏、商、周、秦，其帝王又凭什么能成为“受天命”之人呢？若从其来源追溯，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夏、商、周、秦的始祖，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就是一家人，不过是轮流坐天下而已。那么，他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为何能拥有如此的“大德”，竟能恩泽这么多后人也成为“受天命”之人呢？我们且来看看史籍关于夏、商、周、秦始祖的来源记载。
夏的始祖自然是开创夏朝的大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商的始祖是殷契。《史记·殷本纪》这样记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周的始祖是后稷。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从记载看，稷与契的母亲都是帝喾的妃子，本就是一家人。
秦的始祖是伯益。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这里的“大费”，其实就是指“伯益”。因“伯益”在史籍中有多种称呼，如在最早的《尚书》中称“益”，在《汉书》中称“化益、伯益”，而在《史记》中则称“大费、柏翳、伯翳”等，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人。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通过史籍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夏、商、周、秦的共同祖先就是黄帝。若按《史记》记录，“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尧与“年二十”即以孝闻名的舜，也是黄帝后裔。也就是说，从五帝，即黄帝、颛顼、喾、尧、舜，到夏、商、周、秦，无论是血脉，还是文化，其实都是一脉相承。
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以大德行教化天下，其后人颛顼、喾、尧、舜，所沿用的亦是黄帝这种“德化天下，天下自治”的统治模式。因而，黄帝的后人之所以能得天眷顾，受天命，成天子，皆因黄帝“大德行”的恩泽与余荫。据《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後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
秦以后，各朝代家天下的模式没有多大变化，但“受天命”的人却变得多样化了，甚至有了布衣出身的“受天命”之人，如开创汉朝的刘邦和开创明朝的朱元璋，就是史上有名的布衣天子。每一次“天命之人”的改变，每一次“坐天下之家”的变换，往往就意味着朝代的更替，而与之相伴的就是混乱和杀戮，也许这就是一个朝代涅槃新生所需付出的代价。中国的历史也就在这种一治一乱，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朝代一种文化的变换中，不断地重复上演。
其实，作为炎黄子孙，同为华夏一族，若用更广远的历史眼光看，各朝代的受天命之人，以及家天下的各朝代之人，又何尝不是一家人呢？元代的郑廷玉就曾在《布袋和尚忍字记》中这样说：“可不道一般树上有两般花，五百年前是一家。”而要让这样人数众多的“一家”和谐共处，也许所需要的就是黄帝所奉行的“德政”与“德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