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着悠久的卖瓜史。所去之地，在王楼至徐州一线。主要地点，由南而北，依次是刘塘、唐张、梁山口、徐州。

        惊心动魄或啼笑皆非的卖瓜经历，可以说很久。大学时，周末卧谈，我基本都在说卖瓜的故事。印象极深的是一次和妹妹搭档去徐州军区医院卖瓜。

      车行过梁山口，我们折而向西。六十里的路程已只余尾声。这是乡间常见的一条细长的上坡路。我正低着头努力蹬着爸爸的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突听妹妹大唤一声“姐姐”。我一抬头，眼见面前一辆大卡车徐徐朝我们压过来。我正待要说话，妹妹在那一喊的同时，已从公路的南边转头向北朝我紧靠过来，在我的大脑仍浑浑沌沌之时，她的自行车后架已撞着我的车前轮。瞬间，我就连人带车倒在路中央，躺在大卡车的车头下面。

        妹妹不往北转，我们一个路南一个路北，大卡车中间行，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妹妹转向北之后，她的载重的后车架，没有碰到我的车前轮，也是没有问题的。

      幸亏卡车车速慢，它戛然而止。

      车上下来两位大哥。他们来到车前，扶起我的自行车，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西瓜已从篓子里滚出来。有两个已粉身碎骨，通红的西瓜瓤散落一地。其余六个也都裂开了大小不一的口子。

      “你们的瓜多少钱一斤？我们买两个。”其中一人说。

    “平时都是一毛二，这都烂了，你给八分吧。”我很高兴，能卖掉一个是一个。给他们称好瓜，我和妹妹继续赶路。

      膝盖似乎有痛感，但还有一截路要走，也顾不得看。

    “你为什么要往北拐？”我疑惑不解又余怒未消，“这一趟白来了，瓜全烂完了。”

    “我看见来了一辆车，我害怕。”妹妹小声地说。

      现在想来，也不该怪妹妹。妹妹才多大，十一二岁的孩子，就跟着我骑这么远的车来卖瓜。再说，骑车时应该眼观六路，我怎么能低着头不看前方？但那时，想着炎热的天气，来回120里的行程，八个大西瓜就这么报销了，我忍不住怒气，一路上没少抱怨。

    到徐州军区“八八”医院，我们选择医院的对面路边，把瓜摆在地上，席地坐了下来。

        腿火辣辣地疼。

    “姐姐”

    “又什么事！”我疾言厉声。

    “你的腿”，妹妹蚊子样的声音指着我。

      我低下头，左腿膝盖处，裤子已烂成一个三角口子，一个标准的等腰直角三角形。血已凝固成硬硬的黑块，裤子和血混在一起，硬帮帮地粘在了腿上。我一坐，又把干了的伤口挣开，鲜红的液体正往外自由自在地流着。

      我用毛巾使劲地摁着。

        一位老太太走过来，问瓜的价格。

      我拿开毛巾：“奶奶您看，我摔了一跤，瓜都烂了，便宜卖。都是刚烂的，您看看。”

      老太太看了一眼我的腿，又看看瓜，犹豫不定。

      “七分钱一斤”，我赶紧报价。

      老太太满意地称了一个。周围的行人，看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也都围上来，六个烂瓜一会就卖掉了。

      八八医院大门口，不时可见一些身着军装的病人，有的拄着拐杖瘸着腿，缠着绷带的脚高高地悬着；有的头上缠着很厚的白纱。

        妹妹说，姐，你去那医院包一下不？

        “包什么包？！”

        妹妹不做声了。

        月亮很高了，我和妹妹才回到家。

        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吃晚饭。他们正坐在饭桌旁，焦躁不宁。面疙瘩饭凉了，一锅新蒸的大馍也凉了。

        父亲听完我的描述，半天，说了一句：以后，谁家的瓜谁卖。

      母亲没有吱声，去厨房热饭去了。大嫂不会骑车，二嫂个子小。两个哥哥家的瓜，都得我们给卖。

      “去明金家抹点药。”等我吃完饭，母亲说。

      我去村医家擦了些药水，膝盖磕烂了一大块，里面渗入不少泥沙。腿上烂了的肉还能再长，我那条蓝色的“的确凉”裤子，刚做没有多久，才第一次穿，就烂了个洞。八个瓜都不够一条裤子钱。

        ……

      去年国庆，去徐州同学家玩，说起当年来徐州卖瓜，说起烂掉的裤子，说起那些缠着伤口的军人。

        同学说，明天带你故地重游？说，八八医院早已改名字了。

        数年之后，再想着那些缠着白纱的身影，也才记起，那时，中国正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一个小女孩为着她一条磕烂的新裤子怒斥妹妹的时候，马路对面，那些瘸着腿抱着拐头缠纱布的人，他们有的人半条腿都丢在中国南方边境上了，也有无数男儿永远地沉睡在南疆那块热土之上了。

          十几岁年纪的时候，连续四五个暑假，我和姐姐妹妹以及村子里的其他伙伴，结伴前往徐州卖瓜，许多事早已似烟如雾，只有些许印痕，唯有这件事，如同黑白色的老照片，任岁月如何老，它倒越发清晰如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