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亲都生在旧社会，父亲出身于1921年出生，母亲比父亲小6岁。

    听父亲说过，母亲家当时那年代来说是很富有的，土地改革时被定性为富农。我父亲家却很穷，被评为贫农。当母亲嫁到父亲家时常有人调侃道，母亲嫁给父亲就如“鲜花插在牛粪上”这道出了当时漂亮且家底的殷实的母亲嫁给贫寒的父亲是多么的委屈，好似乎父亲是占了便宜似的。

  按常理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鲜花将会越开越旺。事实也如此，母亲嫁到父亲家后勤劳、善良，任劳任怨，和奶奶和睦相处，共同努力建设着小家，家一天天富裕了起来，安然平和地过着小日子。

    随着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实行改革，因父亲是当时土地改革的组长，就让我们家从高山搬到了河谷地带，分到了田分到了地，由于河谷地带气候好加之母亲的勤劳，生活更加富足，这个时候应当是母亲一生中过得要好的日子。

    1956年，我国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实行土地公有制，把私有财产公有化，把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上交集体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即所谓的吃大锅饭，一个集体（自然村）称之为一个生产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安排，统一劳动，记工进行物质分配。    由于吃大锅饭，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产的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制约着优越性的发挥，生产上不去，粮食产量上也不去，一度陷入了贫困的境况。直到1982年,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实行了土地承包制，人民才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至此生活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出生于1966年是我国最艰苦的年代。我的童年很苦，在上初中前我记得没穿过鞋，清晰地记忆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

    然而更苦的是我的母亲，由于随着年岁的增长，加之条件艰苦，疾病越来越多，最严重的是风湿心脏病，不能下田干活，只能在生产队干喂猪喂牛的活，这种活是要起早贪黑却是记分最低的。加之父亲在外工作，常年不回家，我和弟弟都很小，没挣工分的能力，按计分分配粮食和物质之类的都是最少的，记得每年过完年，3月份就没吃的了，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饿肚子的。

  然而，尽管年代艰苦，我的童年很苦，但得到母亲的爱是最温暖的。妈妈不识字，文盲，且不会讲汉话，平日里她都用傈语交流，记忆中从没讲过汉话。她不善言谈，却善良，朴实，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呵斥过我们。最记得的是我八、九岁的时候，那是经济不发展，物质生活很贫乏时候，我们经常是吃不饱饭，一半是饿着肚子的。大米饭是很难吃到的，只有在每年县里组织罗马物资交流会的时候，拿一些大豆、豌豆、洋豆等杂粮拿去粮食局兑换成粮票，再到当时叫的国营饭店里才能买得到米饭。

  那一年，我家亲戚给了我妈10斤洋豆(我家特穷，压根儿可以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换的)，我母亲叫我父亲和我一起去粮食局兑换。当我父亲把洋豆换成便条，再把便条换成粮票的之时，不知我父亲何由，让我拿着收据排队换票，他就离开去了。我记忆中是紧拿着便条的，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便条就不见了，我急忙四处寻找，我发现我的便条被我边上的约40岁左右的一个妇人拿着，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的便条我爹拿给我的时候有一个角是缺着的。这个时候轮到那个老妇人在换，我就跑去说这是我的便条，这是我的便条，这是我的便条，那个老妇人汹之霸道的硬说是她的，我苦苦哀求说到这张是我的。我用乞求眼神望着旁边的大人们，想求得他们点帮助，但没有一个是帮我的，也没有一个人来帮我说句话的，我多么的无助啊！

    过会儿我父亲来了，我说我把便条丢了，我指着那离去的妇人说她拿走了我的便条，那妇人看到是我父亲就急匆匆就溜走了，我的便条就这样丢了。

    至于这件事，我爹父亲也没有多多责怪我，因为我那时也很小，打心里没有什么防范的意识。尔后母亲也知道了丢失便条的事，母亲责怪父亲，倒也没有责怪我，带着我和弟弟用别人给她的半斤粮票给我俩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碗煮豆腐叫我弟俩一人一半分着吃，她却饿着肚子。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朴实、勤劳、善良、忍耐、包容的母亲。我母亲虽然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但她的优良的品质深深地镶刻在心地，永远激励着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