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标签都是错误的，带着一种歧视”

余秀华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着说出了这一句话。她的面部表情不受控制，肌肉呈现出不正常的扭曲，嘴巴斜斜的歪在脸上。

2015年，因为一首颇具野性的诗歌《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余秀华红了，一时之间所有的记者都在关心这个身处农村的女人。一个个标签开始牢牢地贴在她的身上——“脑瘫诗人”、“农妇”甚至于是带有侮辱性质的那个词“荡妇”。

一些媒体在关于余秀华的文章中，会格外小心的不提起这个词，但实际上，在余秀华参加访谈节目时，大大方方的提到了这个词。不就是“荡妇”嘛！她说：“我就是个荡妇，怎么着！”她笑着，有些无赖的样子。

姑且把这算是一句坦率地玩笑话，也可以算是一种幽默，她很注重生活中的一些小幽默，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记者来了，兔子死了”这样的玩笑话。但是在这背后，是她将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一个个撕下来，撕下来，扔进地里。

“脑瘫”、“农妇”、“诗人”、“女人”，她逐层褪下这些外在的衣裳，只留下她生下来就带来的性别——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这是她出发的原点，然后顺着走下去，走进了诗里。

她在电视节目《朗读者》上面，朗诵过她的一首诗，名字叫做《给你》

一家朴素的茶馆，面前目光朴素的你皆为我喜欢

你的胡子，昨夜辗转的面色让我忧伤

我想带给你的，一路上已经丢失得差不多

除了窗外凋谢得春色

遇见你以后，你不停地爱别人，一个接一个

我没有资格吃醋，只能一次次逃亡

所以一直活着，是为等你年暮

等人群散尽，等你灵魂地火焰变为灰烬

我爱你。我想抱着你

抱你在人世里被销蚀的肉体

我原谅你为了她们一次次伤害我

因为我爱你

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

但我从未放逐自己

我要我的身体和心一样干净

尽管这样，并不是为了见到你

她的诗歌就是她的生活，是如此真实的存在。有血有汗，有笑有泪。

《诗刊》的编辑刘年是这样评价她的诗“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想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爱情，不断幻想中的爱情是她诗歌中大量重复出现的主题。在她的个人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她常常表现得像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对爱情拥有着无限美好的幻想，因为害怕一份感情孤注一掷会让自己收到无法承受的伤害，于是就把一份感情分成了十份，放在不同的人身上。

她以为，“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但是错了，一份感情要是分成十份，可能会受十次伤。

就像是马良在《坦白书》中所写“我所有的自负皆来自于我的自卑”，张扬的、直率的余秀华在爱情中却有着无法掩盖的自卑。

她渴望爱人

“一家朴素的茶馆，面前目光朴素的你皆为我喜欢”，

也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低到了尘埃的位置，她告诉自己

“遇见你以后，你不停地爱别人，一个接一个

我没有资格吃醋，只能一次次逃亡”

而她所求，也不过是在

“我爱你。我想抱着你

抱你在人世里被销蚀的肉体”

她在尘世中呐喊，

“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

凡人皆有七情六欲，她也不意外。即使是在出名之后，她也依然摆脱不掉“脑瘫”、“残疾人”的标签。她的前夫尹世平无法释怀，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能够跟余秀华一个残疾人维持二十年的婚姻已经足够得到余秀华的尊重与爱戴。她的父母永远认为，不管有没有出名，余秀华一个残疾人只要有人愿意跟她过日子就足够了，怎么还一直挑三拣四。

世人大多数都抱着这样得过且过的心态，说什么众生平等，只不过是一句笑话，认真你就输了。“什么锅配什么盖”，这才是世人认同的普世价值观。而余秀华，一个女人，一个脑瘫残疾人、农妇，又有什么资格，谈什么爱情，想什么灵魂！只要每天割草、喂兔子便足矣。用她的话来说，她有什么错，只不过是身处阴沟却想着仰望星河罢了。

诗人食指曾经公开指责余秀华的诗，不关心国家、民族、农村的命运，反倒就是写晒晒太阳、喝喝茶的小情小爱。若是放在六七十年代，我可真是害怕从他嘴里冒出来一句“打倒走资派”“打到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情调”之类的话。不清楚食指先生是否真的有认真看过余秀华的诗歌，但是可能这样的大诗人是忙着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俯下身来关注一个女人，一个农妇的痛苦与无奈。

发掘了余秀华这匹“跛马”的伯乐，《诗刊》的编辑刘年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开始他在网络博客上面寻找诗歌，无意间就看见了她写的一首名为《我养的小狗，叫小巫》的诗。霎时间他便被诗中所透露出来的蓬勃的生命力与野性所击中，同样也来自于农村的他，也曾不管不顾被世俗抓住头发在墙上磕。他对于余秀华做经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我养的小狗，叫小巫》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

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

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

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

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

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

他喜欢跳舞的女人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

他说，她们会叫床，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

还总是蒙着脸

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

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里面有血淋淋的生活，有不如意的婚姻，有她作为一个农妇的无奈，也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痛苦。十九岁时便因为身有残疾，被父母作主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尹世平，婚后的生活时无数个失望的片段连接起来，到后来便成了大段大段的空白，尹世平外出打工，一年只有过年的十几天在家中。两人就算是在家中也不过是相看两相厌，“我老公看见我写诗他觉得烦，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我也觉得烦，互相看着都很不顺眼。”正如她在纪录片中所言，好的婚姻是成全两个人，坏的婚姻是互相折磨的两个人。

前文提及，她的神情永远都像一个十九岁的少女，或许就是因为这段相互折磨的婚姻使得她内心的少女情怀还没有来得及释放便永远的埋藏进了心底，而诗歌又将它翻了出来，袒露在脸上。

“诗歌，对我来说，就是理解，活着还是很重要的。”

她用自己口齿不清，一小段一小段的说出了这句话。

阳光透过门洞照射进门廊，余秀华一人一桌一凳，一台电脑几本书，两根不甚灵活的手指，便组成了一整个属于她的诗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用一颗最张扬的心拨动最敏感的弦，她观察万物生长，也同万物一起生长；在这个世界里，她摆脱了出了点小毛病的身体，摆脱了农妇的身份，摆脱了容貌等一切外在的东西，自由的飞翔。

就像是她的一首诗中所说的：

生活一无是处，爱情一无是处

婚姻无药可救，身体有药难救

在一千次该死的宿命里

我死抓住一次活着的机会

在这唯一的机会里

我唱歌，转动我的舞步

唱吧，跳吧，在天亮起后，又是一个扯起笑容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