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计划的起源,得先从它的时代背景——美苏“冷战”聊起。
“冷战”初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中立集团。
像印度、中南美洲和北非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
美苏两国为了在这些国家里发展盟友,壮大自己的声势,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中立阵营国家虽然大部分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经济发展极为落后,贫困人口众多。
杜鲁门认为,这会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他决定启动一项大规模援助计划,不仅要给中立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还要向它们输出科技、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
在杜鲁门看来,美国必须证明,资本主义有能力为中立国家的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这样才能压过苏联一头。
在美国的援外计划里,智利的地位比较特殊。
论经济禀赋,智利拥有全世界储量最丰富的铜矿,硝石、白银、小麦的产量也很可观,已经部分实现了工业化。
但另一方面,智利又是一个极为畸形的国家。
它的通货膨胀率常年超过35%,农村人口大面积贫困,政府也是负债累累。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智利缺少足够的经济学人才。
20世纪50年代初,智利的大学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19世纪编写的。
学生的必修课是蒙上眼睛,靠手感分辨几十种进口布料,计算它们的税率。
因为智利政府觉得,所谓经济学就是税收和信贷,其他都是胡扯。
至于更复杂的专业知识,学校根本就教不了。
负责援外计划的美国国务院认为,智利经济的底子很好,缺的是专业人才。
他们提出,从1955年开始,每年从智利选拔5到10位大四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让他们在美国接受两年经济学研究生教育。
这些毕业生回国后,可以直接到大学当老师,充当专业教育的“种子”。
这就是智利计划的由来。
美国这边,负责对接智利计划的,是中部的芝加哥大学。
既然是国家项目,为什么不挑名气更大的哈佛、耶鲁呢?
美国国务院的解释是,智利计划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项目,它不是给留学生“镀金”用的。
所以学校的名气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学风要严谨。
而芝加哥大学素来以低调务实著称,看上去很符合要求。
但国务院显然没有意识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当时的美国属于“非主流派”。
那里的年轻教师不仅激烈批评凯恩斯主义,还在构思自己的理论框架。
智利学生一到芝加哥,就成了这些美国老师的思想“试验田”,走上了一条特殊的路。
这里要交代一个重要的背景知识。
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参考凯恩斯的学说,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干预就业和投资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
但“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间歇性的增长停滞和高通胀。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负面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凯恩斯主义,对其展开了学术批判。
巧的是,当时的智利政府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在经济上管得非常宽。
智利留学生们发现,老师讲的课一点也不脱离实际,和智利的国情有很多交集,马上就成了小“迷弟”。
说到这批给智利学生开课的美国老师,他们后来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芝加哥经济学派”,其中有14位成员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些未来的学术大腕,普遍只有三四十岁,在学界的名气也不响。
可他们的批判性观点,却极为尖锐。
给智利学生上课最多的,是未来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政策的灵魂既不是增长,也不是就业,而是货币供应量。
只要货币供应量是“理性”的,市场机制自己就能发挥作用,带动就业和增长。
所以,国家,特别是央行,最好少搞宏观调控,维持货币供应量的长期低速增长就够了。
至于一定范围内的通胀,那是正常现象,不用大惊小怪。
另一位美国教授哈柏格,虽然没这么偏激,但也认为:
政府增加税收,会破坏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导致经济运行效率降低,因此必须坚决否定。
芝加哥学派不仅是一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且比他们的“老祖宗”亚当·斯密还要激进。
斯密只是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重要,政府要安心当好“守夜人”。
芝加哥学派则更加大胆,他们宣称: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危机和衰退,都是鲁莽的宏观调控造成的。
政府不仅应该少管事,还要主动限制自己的行动,把决定权让给市场和资本。
在他们看来,普通人关心的就业、养老、通胀这些问题,政府压根就管不好。
最好的政府就应该顶住舆论压力,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
长期来看,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也最不容易偏离“理想经济学”。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说包含的谬误。
理论应该是为具体的人服务的,哪能为了证明理论的正确,就全然不顾普通人的生计和感受?
但换个角度看,假如芝加哥学派仅仅留在大学里,影响不“出圈”,那它的负面后果或许不会很严重。
问题是,这些不成熟的理论和假说,首先被灌输给了智利留学生。
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刚刚来到芝加哥大学,立马就被老师们雄辩的风采、敏捷的头脑,以及他们列出的一连串模型和数据给征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