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国人把出国当作美差来看待，有机会出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1995年，我被组织指定派往新加坡参加计划为期2个月的新装备培训，这对于我和我所在单位来说，这次出国受训均属首次。这一年，我父亲正重病已晚期，所以，对出国受训我并未感到是一种美差，而只是组织指定我必须要去完成的硬任务。

        图注：左起是我的德国老师麦雅尔先生，中间是我本人，右侧是麦雅尔先生的助手兼任翻译王先生。拍摄于1995年9月新加坡德国公司培训中心（Train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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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装备发展方面，我国当时的实际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距。这次出国受训的内容是新装备学习，就是解决我们新引进装备如何使用、如何保养、如何维护和如何管理等问题。

当时我任武警边防水面船艇学校（海警学院前身）机电教研室主任，主持教研室工作。教研室的任务是担负船艇类机电专业学历教学重任，培养机电专业方向的基层技术型指挥管理干部，同时也负责相关专业的短期培训，解决新装备、新技术、新知识、新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工作。1995年上半年，我们接到总部机关通知，今年将安排学校专业教师前往新加坡培训，然后把去国外培训转变为来学校培训，从此结束从各单位派人去新加坡学习的受训模式。从客观上看，去国外培训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受训人员存在语言不过关、专业不对口、层次不对号等问题，有的人还误认为他是到新加坡参观。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最后导致受训人回国后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当我得知这方面情况后，自然也想到了今后可能会把去新加坡培训的模式转移到我们这里来，从此我们肩上的担子会更重，同时我们教研室也将在全国系统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总体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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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谁去受训，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出去的受训人员，他们将在回国后要担负培训工作的，如果选派不当，回国后不能担当培训老师，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选派过程中，我主要考虑两个结合，即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的结合。我们派出去的同志，应当专业对口，能在短期内通过受训全面掌握培训内容，能在短期内把学到的新技术转化为培训讲授的基本能力；同时必须具备阅读外文原版资料的基本能力，通过自学的方式完善、扩展和提升国外培训的基本内容。基于上述原则，我在教研室师资队伍中初选定了其中两位，一位是我的搭档，教研室副主任，正规大学毕业，专业对口，教学经验丰富，回国后主持这类培训必然是驾轻就熟；另一位也是正规大学毕业，刚出校门不久，有一定的从教经验，英语水平相对较好，专业也对口，是今后教研室的主力队员。选定这两位我是胸有成竹的，并形成材料后上报学校。但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了需要重新安排人选的上级批复。这个上级是学校还是总部，我并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必须由我带队赴新加坡完成受训任务。考虑到我父亲病重的特殊情况，我当时有个“预设”，就是让我的搭档随我一起去培训，这样回国后如果需要我们承担相关培训任务时，可以由他去独立完成，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给我父亲治病。

确实，上级这样的决定让我非常为难。为难之一是我父亲病重，我作为长子，理应在家庭重大问题出现、关键时刻到来时要站得出来，理应有足够的机动时间给他治病。在我的传统观念中，我理应有孝心。为难之二，如果我再次向上级强调我的特殊情况，要求更换受训人员，那可能对上级的决定不尊重，也给学校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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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国手续办理过程非常有戏剧性。我的出国手续是由北京总部代办的。几个月过去后一直没有任何进展消息，一时我还以为因果取消了这次出行计划。学校进入暑期，全校放假开始后仍不知道确切的消息。我就安排时间去看望我的父亲，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但我仍要给他希望。得知我可能近期要出国受训时，他感到高兴，他说，机会难得，既然是受训，回来肯定要你给学员进行培训，同时他还说，我的身体情况也就这样了，你也不必担心，有医生在就行。我对我父亲的评价是，他是一名具有共产党员高度觉悟的非共产党员。

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我突然接到了通知，要求我们次日飞北京，再从北京转机飞新加坡。到了北京机场，总部接机人员带我们直奔总部机关，负责我们这个事的同志说，你们今天下午3点起飞，晚上9点到新加坡，然后在机场海关处等待对方单位人员来接机，他们手上有你们两位的出入境证件（护照和签证），然后他们送你们到指定宾馆入住，费用由对方负责，早晨再到公司参加培训。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看起来效率很高。接待我们的同志继续讲，今天出关用你们的有效工作证，我们会通知边防检查，同时有人陪同你们出关。但我又突然感到这件事非常奇特，我首次出国竟然是在没有护照和签证的前提下出入境的。

到了北京机场办理好行旅托运后便进入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候机区域。候机厅非常典雅，东方色彩浓烈，但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子，这可能与新加坡具有东西方两种文化交集有关。在候机过程中，我们突然听到有通知，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到北京的飞机在起飞时发现故障，需要调整起飞时间，预计晚上9点能从北京起飞回新加坡，也就是说要推迟6个小时起飞。由于起飞推迟，新加坡航空给我们送上一块苏州产的真丝手绢和一些精美的小食品，并向我们致歉。

终于可以登机了。国际航班的飞机总是那么宽畅，在飞机中后部有小型免税商店。经过6小时的飞行时间，终于安全抵达了新加坡樟宜机场。与北京机场相比，樟宜机场从形态上更具有现代化气息，各类指示都非常清晰，我们随旅客一同前行，最后到达海关边检处。正在四处寻找接机人员时，有一位移民局的警察向我们招手，似乎他知道我们在寻找什么。这位警察用流利的中文问，你们两位是从中国来又要去某公司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有人来接你们的，你们所有的证件都在他们手上，然后他给我们倒上咖啡、送来了一份面包。第一次感到新加坡警察的服务确实非同一般。我当即表示感谢。

正在品味着警察先生亲自给我的咖啡时，我看到边检外有一位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也在向我招手，我走过去一问，他说不会说中文，于是那位警察过来直接把他手中的护照和签证接过来与我们进行比对，确实没错后直接让我们出关了。这位来接机的人，是马来西亚人，在公司是司机，今天负责来接机，送我们去指定的宾馆，同时告诉我们，早晨7点半他会再到宾馆来接我们去公司参加培训。

新加坡市内的车子限速为90码，路面平坦，车子平稳。最后我们到了一家名叫金喜的四星宾馆，办好入住手续，提醒总台早6点半叫早（morning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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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用完早餐后，在大厅里等待着司机来接我们去公司。公司位于新加坡高新企业集聚区，类似于我国的高新区。司机带我们进入公司后直接到了培训教室，培训早已经开始数日。参加这次培训的学员有新加坡海岸警卫队1人、马来西亚1人、韩国分公司1人、新加坡本公司1位和我们2人，共6人参加培训，由德国人麦雅尔先生担任授课老师。我从事教学工作有十年之余，但走进这个教室我才发现中国高校的教学基础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清晰可见的。

麦雅尔先生是一位地道德国人，大胡子，53岁，非常好相处。我常到他的办公室里私聊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聊一些他的一些有趣的事。他13岁时就去了西班牙当学徒，从事的就是机械加工方面的工作。他说没有上过大学，完全是跟着师傅以传帮带的方式学技术。现任妻子是北京人，是他在北京工作时认识并跟着他移民到了新加坡。我发现他非常乐观，他说有三任妻子，现任妻子在新加坡游艇公司任职，他说有机会让他的中国妻子见见我们。通常情况下，一个当老师的国人是不会随意把自己这些隐私向学生们随便透露的。通过多次单独交流，他知道我能用简单的英语与他进行交流，还能阅读培训的原文资料。可能因为我们来自中国，与他现任妻子的出生地为同一个国家，又因我能用英文与他进行简单的交流，所以我感到他对我特别重视和友好，他经常会在课后只叫上我随他去某个地方查阅资料，还多次专门为我的问题到办公室打国际长途到全球总部进行咨询。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把一条粗大的金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他说，记得要离开新加坡时还给他，但我挂这种饰件一点也不习惯，所以在一周后礼貌地交还了他。

我们主要参训动力装置、转动装置和控制系统三个部分内容，总体看，与国内同类相比，我们要学习的这套系统具有噪音小、振动小、功率大、寿命长、油耗低，特别是大修周期长，国内同类装备无法与之相比，并且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的。我们学习了主体结构、系统构成、工艺要求、操作流程等，以理论联系实践的方式渐进学习。我在专业方面具有较扎实的基础，在受训过程中我主要采用比较学习法，也就是用我掌握的大量同类装置与之进行比较，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重点关注不同点，这样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同时还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规定以外的学习内容。所以，我总结这次受训的学习技巧就是四个字：找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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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受训的学员中，有一位来自韩国分公司的员工，他叫徐玄万，年龄比我少6岁，我和他相处得非常友好，记忆深刻。我们常在晚上或周末在他或我的房间里进行交流，他的英文比我好，但发音不够标准，他习惯性地把首字母F的发音说成首字母P的发音，后来我也听习惯了。我们俩开始交流时总会各自带上一本母语英文词典，遇到不明白的就把英文写下来再翻阅词典看其中母语的意思。起初我们俩经常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对方想表达的意思，并觉得非常好笑。

他告诉我，他以前在韩国一家远洋公司当海员，经常跑上海，所以上海给他的影响非常好，感觉上海就是大城市，超大的国际化城市。他后来进了这家亚洲公司属下的韩国分公司，月薪3千美元上下。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果真比我们国内的收入高得多得多。他知道我的月薪非常低，所以他明确说，凡是两个人出去所涉及到的费用都由他支付，不让我支付，让我答应，否则他就不约我一起出门。当时有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小型歌舞团持续一周在这家宾馆晚间演出，期间他每晚约我下楼一起去观看，我们两人边喝啤酒边观看表演。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由观众点歌、再由歌手接单演唱的方式，当时在国内还没有这种表演方式。他时不时地点上一些韩国歌让歌手唱，当歌手难免有不会唱时，他就自告奋勇地登台为大家演唱，赢得全场一阵阵掌声，给他树起了大拇指。

我和他的受训计划周期都是45天，但由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新加坡公司说因此买不到飞北京的机票，所以公司代为我们去移民局办理了延期回国的申请，我们的培训计划比他长了近1个月。送别他回国的时间已经确定了，他告诉我飞机将在次日早晨起飞的，所以次日凌晨必须离开宾馆前往机场候机。我告诉他我要送他去樟宜机场的，当晚我提醒总台次日凌晨叫早。叫早后，我便急匆匆地乘座电梯到大厅，他已经携带行旅在大厅里等候公司的人来送机。他看到我就伸手来了个大拥抱，两个大男人就这样紧紧拥抱了一会儿。去樟宜机场的路上，我和他坐在后排座位上，并没有更多的对话，但在安检前他突然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我发现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朋友，和我成了真正的好朋友。回国后我们曾经几次通信。

人性，不论你是何种肤色、何种语言、何种信念，其实都是想通、相同的。只要你友好、开放、包容、谦让、热情，那么你可能在无意中发现一位可能会结下友情的朋友，也许若干年可能已经因种种原因失去了联系，但与这类朋友的友情却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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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们国内多个领域都引进这家公司制造的动力系统，所有培训都前往设在新加坡的亚洲总部培训中心进行，由于培训全程是英文，所配的翻译王先生曾在新加坡海军服役，但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素养，通过他的翻译往往是“跑调”的。我通常会列出若干个问题写在纸条上给他，第二天他在咨询麦雅尔先生之后再向我传达，但我经常发现“答非所问”。可能他们也有这种困惑，所以想物色一位既懂专业又可能讲中文的老师，主要是负责对来自大中华区的人进行培训。

我感到他们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条件，那我将成为新加坡这家亚洲公司一名专职的培训教师。他们给我提供的条件待遇是，试用三个月，月薪6千新币，试用期结束后调整为8千新币。当时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5.5上下，也就是说，如果留下来，那么试用期间月薪折合人民币近3万元，试用期结束后月薪近4万元，这个月薪水平，比我当时在国内的年薪还要高。当然，我任教师的基本功是没有问题的，也相信试用一定会合格通过。但问题是，我是公派来受训，而且来自于特殊领域，擅自因私而给公派我出来的组织带来麻烦，这不是我的行为风格。尽管麦雅尔先生两次正式与我交谈这个事，部门总经理秘书也专门代表老总和我交谈了这个问题，但最后我仍然谢绝了他们想让我加盟的邀请。

我这个人一直在比较良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等这些基本原则性问题上分得比较清楚，一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他人带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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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三个月的培训，完成了培训计划内容，也完成了新增的动力装置控制系统的内容。就在完成培训前几天，麦雅尔先生与翻译王先生专门问我，喜欢吃什么？开始我没弄明白，在给我解释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想在我们结束培训前搞个晚宴，听听我对饮食的偏爱，问喜欢吃什么是为了他们能找一家我们喜欢的餐馆。知道我喜欢海鲜时，他们说就定在东海岸海鲜楼用餐。同时麦雅尔先生告诉我，他夫人到时也一并参加用餐。

事隔几天后的一个周末，王先生提醒我们晚上将在原定的地点用餐，到时会有车子到宾馆来接我们。宾馆到酒楼相距较远，需要穿过市区，再到海边一个消费综合区。这家酒楼是由一位祖籍温州的女士开的，餐厅内装具有华人的风格。女老板会讲一口没有大部分新加坡人带有潮州口音的普通话，来到餐桌旁就和我们聊了起来，在得知我们从浙江来，是与她的祖籍是同一个省份后，一下子显得更加友好和亲切起来。

正在我们等待麦雅尔先生夫妇两人时，麦雅尔先生终于出现了，不过没有带上他的中国妻子。他说，他的爱人俱乐部晚上有活动，所以不能参加了，特别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不过他从家里带了两瓶上好的红酒，说是德国产，以示歉意。他说要我点菜，我有点惊讶，因为客人点菜在中国似乎少见。他说地方是根据我的想法预订的，所以今晚的菜也得由我来点。我找来女老板，说我怎么点菜。她提给我一本菜单，菜单是图文并茂的，只要看图就能直接点菜。参加晚餐的有麦雅尔先生、翻译王先生，我们中国两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他们公司参加培训的各1位，共7位用餐。我先点了三道菜，第一道是斯里兰卡的大青蟹每人一只，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大龙虾每人一只，第三道是一个素菜。在新加坡，由于没有农业但有小规模渔业，所以素菜在新加坡的价格高得不可理解。我为大家开瓶倒酒，这时麦雅尔先生说西方倒酒的方法，特别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说红酒倒的量非常重要，不能像喝啤酒一样的倒法，而是量少适宜。那么如何限定这个量少适宜呢？办法就是把红酒杯放倒在桌上，然后慢慢地倒入红酒，待红酒快要溢出杯口时再把酒杯扶正，这时杯中的酒量正是“量少适宜”。有了这个量的感觉，今后倒红酒再不也不必把红酒杯放倒后再倒洒了。

我们边喝红酒边品海鲜边聊培训收获，最后在活跃的气氛中结束了用餐。麦雅尔先生告诉我，今晚我们的用餐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近2万元，也就是说花了大概3500元新币，人均500元以上，确实是高消费了。在结束前，女老板拿来几张中奖卷交给了麦雅尔先生，说是今晚的用餐有几张中奖卷，麦雅尔先生说，让我把家里的地址、姓名等邮寄信息写上，万一中奖了他好给我寄到中国。我问是什么奖品，他说是跑车。哈哈，我问是真的？中奖了怎么寄到中国？麦雅尔先生说万一中奖了，你就到新加坡把车开回中国，或者我帮你海运到中国。

麦雅尔先生晚餐用得非常开心，我们在他的带动下气氛热烈。尽管这个事已经过去了25年，但这位童年学徒、一脸大胡子、对我们非常好友的老师却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