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刘擎、严飞，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11.1万字。

刘擎（196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现代化问题等，著有《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等书。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转型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著有《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等书。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是刘擎和严飞作为哈佛燕京学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进行的八次诚挚交心的智趣对话集成。他俩每次挑选一个主题，刘擎从哲学的角度、严飞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交锋探讨。每一次对话，既是对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也是对世界的反思和回应。

【撷取摘要】

1.

“瓦尔登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梭罗在瓦尔登湖的静修隐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另类境界，却又是无法抵达的少数人的乌托邦。

梭罗《瓦尔登湖》写于1845-1847年，在这个时间段西方正在经历着工业革命的转型，早期的社会学家开始深度地反思现代性转型之下普通人的处境，社会秩序的变迁如何给普通人带来深远影响。

严飞提出，把“瓦尔登湖”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把每一天的当下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寻找瓦尔登湖的行动。就是学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点，挖掘日常生活的价值，提升日常生活的意义，创造日常生活的合理形态，这样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更加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看清楚内心真实的自我。

就像梭罗在书里面写到，“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庙宇，我们要不断地去管理这座庙宇”。我们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深处，在看上去琐碎无常的日常中发现生活的动力和活力，不断地增强自己心灵的状态。

刘擎说，把“瓦尔登湖”作为一个动词，在我看来，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动力，一种dynamic，内嵌于我们的生命。这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这种理解带来一种视野转换，不是要逃到瓦尔登湖与世隔绝，而是要让自己在日常的情景中转换一个景别，进入一个超越性的“大远景”，与日常琐事拉开距离，哪怕每天有20分钟、30分钟进入这种状态，通过阅读、散步、听音乐、看风景，摆脱让我们“困在系统中”的实际事务，更完整地来体会生命的意义，包括工作的价值、人际交往以及劳作和娱乐，这样可能就会获得一种辽阔的和安静的感觉。

走近自己的“瓦尔登湖”：要避免让眼前利益的“最优化策略”把自己带入无限的内卷竞争；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完全退出这个内卷的游戏，但我们总有办法有限地超脱，拒绝将内卷变成自己的无限游戏；当被功利主义所裹挟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清醒，认清自己能力的边界，学会勇敢地说“不”，借用刘擎老师的一本书名，就是要“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2.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好像本来存在一个隐形的契约，是自己和父母一代、和社会体制达成的一个默契：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奋斗，最后社会交付给我们一个体面的、有前景的生活。但这个契约似乎被破坏了，于是期望落空，有一种被辜负的感觉。

刘擎和严飞谈了重读了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后的感受：在更大的尺度上，人类的境况几乎总是处在悲喜交错的状态之中的；在任何处境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唯一能够拯救我们意义匮乏的方式就是，做那些在所有境遇中、在所有时代都值得做的事情，你坚持做下去，未必能够给你实惠的金钱或物质的回报，但它能在精神意义上鼓舞你，成为一个更丰沛的生命。

他们从自己那代人乃至的“50后”与“60后”那一代人的经历出发去思考。“50后”与“60后”那一代人，在历史条件的约束下，在整个群体没有多少选择的境遇中，仍然有不少人没有虚度年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严飞说，“即便处在困境甚至绝境之中，即便在前景不明、方向未定的时候，最能赋予你强健生命力的方式，就是选择去做那些在所有年代、在所有历史条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比如阅读、写作和思考，关心公共事务，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比如像匠人一样耐心磨炼一种技艺，日臻完善；比如去外地旅行，看大千世界；比如认真与人交往，寻求知己，体会深情厚谊……所有这些活动，不只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应对困境与剧变，而且这些活动和体验本身就是好的，实现了生命的内在价值。这也正是茨威格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刘擎也说，“在1970年代“前天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指望过1990年代“昨日的世界”里那种运气，但重要的选择在于如何做才不是虚度年华。”

这也是他们对现在的年轻人的建议。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前景不明的未来？就是去做在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

3.

因为离开，才会有故乡；因为出走，才会有怀旧。

乡愁这个话题会激发我们对自己处境更深入的反思，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家”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故乡”作为一个隐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我们调用自己的记忆，调用从前的遗迹和旧物来建构自己的故乡，怀着乡愁。

回答“我从哪里来？”和“我是谁？”的问题，离不开“我想要成为谁？”的维度。在这里，“乡愁”与“回归”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乡愁”最深刻的含义是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在根本上是精神意义上无处安顿自己的困惑，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是在这个层面来探讨乡愁的。

现代人必须有一种坚韧无畏的勇敢来面对永恒的乡愁，放弃那种幻想——存在一个对你永远敞开怀抱的故乡。我们要寻求的那个真正能安顿自己精神的“故乡”并不是现成的“在某处”，而是一个有待自己去造就的“精神家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故乡可以成为一种精神资源。

如果我们得以安顿生命，那么生命之根未必需要植入自己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

现代人需要建立一个精神上的故乡。要应对那种悬浮的、无根的状态，这需要你在一个地方扎根。无论到哪里，都要与周遭的人与物发生深入一些的关联，否则就只是过客。我们可以将“nowhere”这个词拆解之后转变为“now here”，此刻就生活在这里。

此身、此时、此地，蓬勃生长。

4.

旅行的意义，是探寻世界无穷的多样性。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上的转移，更是心灵和视野的一次大开拓，让我们拥有超过一个的“人生”。

旅行不仅仅是欣赏风景，更多的是与当地人的在地交流，是一种双向的流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地的生活姿态，以及和当地的连接。深度介入旅行所到之地，会是一个双向发现。我们不仅发现了他者，而且通过认识他者获得了对自身的重新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旅行其实是逃出柏拉图的洞穴，通过遭遇和发现他者，才明白自己的“洞穴性”，也就是自身的地方性。我们领悟到自己的相对性或者说“洞穴性”。知道存在不同的洞穴，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洞穴不是整个世界，而只是一个特定的洞穴。

与此同时，旅行也可以进入日常深处，发现日常生活细节，从很多被忽视的细节里感受一种不一样的地方历史。

严飞还谈到因为研究社会学的原因，他常常会把自己的田野工作当成一段旅行。因为社会学的田野访谈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用当地人的思想和文化方式去接触潜在的被访者，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和喜怒哀乐背后的生命历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将自己形容为“门槛上的人”，将自己观察社会的视角形容为“门槛上的视角”。作为门槛上的人，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个事件的亲历者又是观察者。

5.

在“功绩社会”里，人们似乎失去了表达自我悲伤的权利，甚至变成了对痛苦的羞耻，对痛苦的表达成了一种社会忌讳。比如，我们今天不允许大家表达一些不积极的，甚至是悲观的、消极的东西，不允许大家反问、反思说我确实感觉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我承认自己做的是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行吗？

现代社会，痛因越来越少，痛感越来越强。痛苦隐藏在生活的缝隙里，我们即便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痛苦还是无法止住。

消费主义只是一剂止痛药。痛苦不会消失，药效过后它会像潮水一样再次涌现，淹没一切。消费作为转移痛苦焦点的方式，有暂时缓解的作用。但消费作为拦截痛苦的那个堤坝是非常脆弱的，消费体验一旦停下来，引发痛苦的那些记忆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让堤坝决堤。

在文化层面上，东亚社会特别强调吃苦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种美德来推崇。但恰恰相反，我们不应该为痛苦加上滤镜，把吃苦当成礼物。

刘擎说，在我看来痛苦的反义词并不是快乐，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现成且准确的词可以作为痛苦的反义词。如果非常主观地来选择，我觉得“解脱”或者“超越”才更恰当吧。

他也坦陈，“我是通过很多痛苦的历练之后才慢慢明白，什么样的事情要投入多大的精神、情感和智识的精力才是恰当的”。

6.

“反智主义”，首见于美国思想史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不是主张不要学习知识、不要追求智慧，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现象：对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精神或态度的不满，用霍夫施塔特的话说，“反智主义是对智识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

智识（intellect）不同于智力（intelligence），它是一种特定的智性活动。霍夫施塔特说，“智识是心灵之中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识更侧重于“二阶思考”，具有哲学性的反思气质。高智力的人可以是低智识的，但高智识的人很难是低智力的。

反智主义针对的是精英，特别是学院派的知识精英。普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反对，实际上反对的是其背后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立场——智识并不是一种特权，我们不要精英主义思维，我们要打破精英主义的思想桎梏，以拥抱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在普罗大众眼中，知识分子有三种特征：第一，脱离实际，往往喜欢抽象的谈论，过于书生气；第二，重理智而忽视情感，这种冷漠也与大众格格不入，是脱离群众的；第三，他们往往批判流行的价值与信念，对道德和价值原则构成了威胁，也会让人质疑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忠诚。知识分子的这三个特征（或刻板印象）让大众觉得不可信任。

知识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有便利的发声渠道，而且也有知识获取的渠道，能够用自己获取的知识来跟知识精英分庭抗礼。反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好像更有了底气，所以它在今天的流行就和大众传播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有很强的关系。

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常常是共生的。反智主义更大的危害是让我们的社会远离知识和真理，让大众被某种狂热的情绪蛊惑和裹挟。

霍夫施塔特认为，知识分子同时面对着两种现代趋势的压力：一是大众民主与平等主义的压力，一是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压力。

对于智识作为特权的问题，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是应该被打破的。知识分子要放下自己的清高，既不应该怀念过去，也不应过分寄予未来，而是要对“现在”这个题目，坦坦荡荡地晒出自己不受阉割的思想。

知识需要有独立性和批判性，而不是和权力合谋，成为权力的附庸。一心将学问当作敲门砖，这是知识分子尤其值得警惕的事情。除了不依附于权力，知识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也表现在独立于市场跟资本的诱惑和侵扰。

学者是有公共责任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就曾指出：“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

霍夫施塔特的弟子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最近的一次讨论中提出“介入的超脱”，这个观点解决了霍夫施塔特提出的知识分子疏离还是顺从的悖论。方纳的建议是要具备双重的精神，一方面你能够超脱，能够从学院或者学术传统的脉络中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你要足够投入，但投入的时候尽可能从学术资源中获得灵感和启发。最后，在深耕学术的时候不要忘记知识学术从来就有的社会面向，也就是内在的公共性。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介入的旁观者》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旁观即是保持专业性，而介入则体现了公共性的参与。

【写在最后】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就是参考答案。

“在无法确定方向的时候，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这本书帮助我们在内卷时代，更好地安顿自我。

人是通过自己的遭遇和叙事来建构自我的，自已的故事发展与改变，就是自我重构的过程。

应对困境的关键，是要澄清自己：什么是我最根本的关切 ，什么是我最本真的意愿 ，这不只是理性的反思，还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关。最终去发现，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处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2.

刘擎和严飞在对话中，对“附近”的重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人类学家项飆说，身边真实的附近正在消失，消失的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街道和建筑，还有空间背后那些若即若离、或亲或密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刘擎也认为这个“附近的消逝”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相信我们总是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附近”的。他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能在你的所到之处去寻找和培养自己与附近的关联 ，这其实就是安顿自己。”

而严飞的提议是，建立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连接，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抛置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所以，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在研究中无论是什么选题，都一定是去描绘具体的，而不是去描绘抽象的人。同时，他努力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变成一个田野工作，努力去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去听他们真实的故事，去关注他们在人生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做出选择的原因，去了解这些选择的背后的隐忍、伤痛以及他们的牺牲。

去连接，与人连接，与身边的具体的人连接！

3.

在阅读过程中，最触动我的，是刘擎在谈论“旅行”主题时，讲到他就”哈佛学生与我们国内高校的同学之间有什么异同“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他说，“中国同学对自己的发展通常有相对明确的、现成的“赛道”，哪怕这个赛道让自己很费力、有挫折，而且不顺利，但也一定要有明确的发展轨道，要让自己处在一种比较主流的规划模式之中，否则就会很不安、很慌乱。相对来说，这里的学生似乎更有弹性，也更有灵活性，他们可以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失败了，挫折了，没搞成，搞砸了，再试不同的东西。当然他们也非常努力，但精神显得比较饱满。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有比较强的探索的内驱力，也给自己的发展预留了比较高的容错率、”

这让我对“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这句话，有了更真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