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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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远方｜邓晓芒
来自华科大学开学演讲辞
黑格尔当年曾把近代艺术称之为“散文气息的近代”；马克思也提出过资本主义生产和诗是格格不入的“不平衡原理”；瓦尔特·本雅明则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中国目前也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诗已经离我们而去。
80年代的新诗曾经有过短暂的复兴，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他们正站在一个崭新时代的门口，正在从黑暗走向光明。北岛、舒婷、顾城等一大批“朦胧诗人”激动着整个社会的浪漫情怀和奔放的诗意，生活的相对清贫并没有阻挡人们对远方和未来的憧憬。
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变了，社会思潮已经从国家民族政治的宏大叙事退缩到了个人生计的狭小天地，精英阶层纷纷下海谋生和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教育体制的市场化和高考战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好几拨新生代大学生从小就不知诗为何物。
进入21世纪，互联网使思想迅速地快餐化和碎片化，以虚拟现实的视觉冲击使得心灵的园地再难凝聚诗情。中国几千年的“诗国”传统在今天只是在官样文章的排比句式和抑扬顿挫的广告用语中，保留着一丝余韵残响。早些年某官员以“羊羔体”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诗曰：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徐帆》）
去年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又闹出丑闻，某诗人摆酒请客跑关系，险些获奖，后来被方方给搅黄了，但方方因此也输了官司。
我们不由得要说，中国诗歌已死！
然而，诗与远方，仍然是年轻人心中的梦想。尽管我们的时代早已不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诗。诗歌把我们带离眼前的苟且，带向远方。米兰·昆德拉说，诗人就是“生活在别处”（兰波）。但什么是“别处”，什么是远方？远方并不是几千几万公里外的某个地方，远方其实就在我们心里。海德格尔举过一个例子，当我思念海德堡那座古老的桥时，哪怕我此时距离那个城市和那座桥有遥远的距离，我也比那个每天走过那座桥而匆匆去上班的人离那座桥更近。（《筑·居·思》）
有人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语言；还有人说，语言的本质是诗。可见人的本质是诗，只不过人在某种情况下把自己的本质弄丢了，使自己变成了动物，甚至变成了植物、变成了石头。现在我们必须到远方去寻求自己的本质，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找不到本质了。但这个远方其实在灵魂的深处。
这条寻找自我的路很漫长，也很艰难，它没有路灯，也没有星光，更没有人能够陪伴。能够陪伴的只有诗的声音，它是独白，但如果能够说出来，它就是精神的共鸣。现在人们都在讲运动员的“洪荒之力”，真正的诗就是一个人的洪荒之力，它决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人文。《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诗的化成天下，就是使人类在精神上进入到文明，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因此，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虽然不必是一个诗人，但少不了诗性精神。文史哲都是“人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史、诗、思一体。每个进入人文科学殿堂的学子都要明白这一点，你学的不单纯是一门“专业”，更不只是一门“职业”，你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倾听诗的声音。对人的理解，莫过于诗。
就历史学而言，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不等于史料学，也不等于预测学或智囊团，历史学是人学，是有关人性的科学。没有这一视野，历史学是枯燥乏味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历史不可重复，历史也不可假设，既然如此，学历史有什么意义？只有把历史作为对人性的研究，看人性是如何发展到今天，将要发展到何方，历史学才充满了人文性和诗性。
就文学而言，文学是人学已得到公认，学习文学不是学习那一套一套的既定规范，也不是背熟文学史上的人物传记和佳句名篇，而是学会掌握“以诗解诗”的功夫，与古代和现代的诗人们达到灵魂的沟通。
最后，哲学和诗看起来离得最远，但其实靠得最近，它们是人性视野中两座相连的高峰。真正的哲学是诗性的，真正的诗人就是哲学家。我曾经写过不少文学评论，我的亲身感受是，当我试图以一个“医生”的身份用自己的哲学对文学作品进行诊断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被诊断者和需要诊断者。我在与作家残雪的对话集《旋转与升腾·跋》中说：
表面上，哲学家在和艺术家的交往中是艺术家的精神病医生，他似乎能够给艺术家做出清晰的定位；但实际上艺术家才是哲学家的唤醒者，他（她）能够发掘出哲学家在潜意识后面所坚持的东西并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在这一过程中，残雪从文学立场所提出的那些生动活跃的“质料”，无疑也具有将我的哲学从根基上加以震撼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她的确倒是有点像在对我的那种僵化和固定的倾向进行一种预先的提醒和治疗。当然，这本身也是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所认可的。
哲学是将诗推向远方，加以遥看；诗则是把哲学拉回到近旁，灌注生命。这一远一近的张力，恰好构成了人学的内在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