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读到“漂移周”的原创文章《<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该文认为小说原著有很强的政治哲学思想，电影用家的概念弱化了原著的政治性主题。作者就这种政治哲学和用“家”填补“人”与“人类”间的沟壑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
还未读原著，对于原作者和电影的政治哲学背景我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只是先从现实的角度看假设的灾难背景下，对“人的牺牲“如何考虑，另外，看到原文观点提出了一些思考的角度和方向，所以我摘录下来，以备进一步的领悟。
【本人观点】
到底是物种角度的“人类”大，还是社会角度的“人”大，应该是哲学层面的命题了，我还没有自己的答案，只是对电影中为人类、为后代牺牲的个体行为还是有感动的。
针对这篇冷静的政治思考文，我想或许可以说，小说和影片可能是给宣扬个人牺牲找了一个最有理由的场景——在灭绝之灾面前，你不为人类牺牲也得牺牲个人。
从“个人保护”的现实机制上来看，关键是在选择如何牺牲上有没有相对平等的个体权利，比如联合政府如何成立，“流浪地球”计划是如何出台，谁参与投票等，参与计划的人又是如何被指派，个人能不能自愿选择等等。不过我想，真是这样生死存亡时刻，还是会有人愿意做出拯救人类的牺牲的，这样的意愿也是需要有组织去成全的。
【原文观点】
1、流浪：陌异的宇宙与陌异的未来
“刘慈欣的一切作品都因这种未来意识而流露出一种‘流浪感’：人类的归宿绝不在于现在，更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充满陌异的未来，这使得‘归宿’本身成为不可能，人类将永远漂泊直至死亡。”
“这也得以解释刘慈欣的小说中人类情感的缺乏......人类的爱恨在生存面前被轻易瓦解，一切的感情都褪色，只剩下人类面向陌异的不安、敬畏与勇气......在流浪的时代，‘人’将被‘人类’取代。”
2、危机之下的生命政治
“何种政治有如此的勇气允许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当它宣称人类之名时，这种以生存为目的的叙事将人的生物性身份加以神化，在此过程中，属于政治对话的空间被整个地省略，面对生存危机，所有人都出于种族延续的使命而联合起来，成为某个缺少内在差异的去政治化的神圣统一体。”
“一方面是政治空间在事关种族危亡的外界压力下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对基于生物性身份对个体的全面掌管，当以种族存续为主题的话语转入政治领域，其结果将会是导向某种可疑的极权主义。”
“我们不得不想象‘流浪地球’中数以亿计的牺牲，但并非是出于一种审判的动机，而是出于对传统政治哲学资源的反思：倘若危机是真的，那么至今为止关于生命政治的种种讨论在何种程度上依旧有效？倘若危机是真的，那么除了刘慈欣所设想的这种政治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甚至，更基本的问题是，倘若危机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它？这已然调整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方向，它将人与人的问题放置在更为辽远的人类与宇宙的问题之下，但对此我们尚欠缺合适的话语。”
3、以“家”的概念沟通“人”与“类”
“就电影而言，它极大地弱化了这一政治性主题，同时也试图弥合极端情境中人与人类之间的张裂。它将人类从神化的位格上拉到世俗中，将之理解为从古至今，以及蔓延至无限未来的所有人的集合，如此原则上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其实就是以后代名义要求今代的牺牲。在电影中，俄罗斯领航员与中国领航员刘培强相约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贝加尔湖畔钓鲑鱼，这种面向后代的许诺似乎可以消解那种浓厚的冷峻悲壮。”
“尽管故事发生在流浪地球之上，但所有人都心心念念着‘回家’，在电影中，“家”的概念从空间上的稳固转向了时间上的延续，在流浪的时代已经不可能有真正安宁的居所，然而人们依旧可以回到、并且事实上一直处在传承的血脉序列上......对于刘培强而言，能代表人类的并不是空间站上的领航员，而是地球上的后辈们，唯有他们才具有真正的未来。”
电影“强化原有题材中的伦理因素。以'家'的概念沟通'人'与'类'，这确实是颇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决方式。电影因此构成了对小说的某种回应。它缓和了小说中由于人类命题的绝然超越性而带来的压迫感，同时也为刘慈欣那种冷酷的科学理性渗入了更多属人的情感。”
“人与人类之间的沟壑，是否真的能被‘家’的概念所填满？抑或是，它将引入更多的沟壑？在老迈的韩子昂带着幼年的刘启进入地下城时，无数其他的家庭因未获得资格而死在地表，在此情景中，‘家’如何与三十五亿人的庞大人口相融洽，我们能否完全摆脱“家”的差序论格局来思考全人类？‘家’的引入会使‘人’与‘人类’的问题变得更为简单吗，还是说变得过于简单……归根结底，成问题的不仅仅是科技。在我们以伦理视角反思科技的同时，伦理视角本身也需要被重新审视。在所谓的‘科幻元年’，或许后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