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痛华亭人的那些话》之三：寻找文化命门
文化是有生命的东西，文化和人一样，也有一个类似关节点、要害、入口的地方。想来想去，唯有用“命门”这个词来形容最恰当。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华亭人，我曾经无数次思索过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她的血脉中究竟流淌的是什么样的血液，她的骨子深处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居然能在她的每一个子孙身上，烙上一个虽然黯淡但却持久的印记。特别是身在异地、远离家乡的时候，这种差异感愈发强烈。
我坚信华亭人身上一定有种特殊的东西存在。华亭十八万人口，虽然不是人口大县，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想要将十八万人全部认识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长久且熟悉的亲人，相交多年的朋友，一些因为工作、生活关系交往的人，一个人的社交圈基本就这么大，对于绝大多数人或者有一面之缘，或者根本就没有谋过面。但我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每到外地，我总能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发现华亭人，而且这种感觉从来没有错过。有一次在海口街头，我看到一个人，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那是华亭人。那种“他乡遇老乡”的冲动，让我过去和他打了招呼，浓重的乡音一交谈，果然如此。这个华亭老乡真带着他的妻女来这里旅游。我发誓，这个人之前从未和我有任何交集，当然以后也没有。
口音，也算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标签。但我强烈感觉，华亭应该还有比口音藏得更隐秘、但也更坚韧的印记。这个印记，也极有可能就是华亭地方文化的命门，也就相当于找到了解读华亭性格的窗口。
有时候心底里会猛地蹦出来一个词，窃喜一番以后，很快又发现这个词是孤立、不能自圆的，最后只能放弃。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影子，像梦一样，努力想清晰、想求证，得到的却是扭曲和缥缈；又想天边的彩虹一样，看见它在那里耀眼地挂着，却走不近、抓不住。终于想放弃、想逃离了，甚至走了很远，回头一看，它却在那里绚烂着，或者更为明艳。
文化是一个宽泛、深刻的概念，既包括物质，却更侧重精神。文化给人的印象，总是多姿多彩、变幻无穷的，似乎有用不完的形式、挖掘不尽的内容和类似于圆周率的组合，无限且不循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会有不同的文化。即使是前面这些背景一致的人群，有因为性别、年龄、爱好、经历的差异，又会产生更次一级的文化。
但不论是多么复杂多变的事物，只要认识了它的本质，就会发现内核其实一点都并不神秘。当一切都揭秘的时候，你甚至会因为面对简单、枯燥而心生懊悔。天上的雪花千变万化，但本质就是水。迷恋雪花的人，看到水一定会有点失望。
文化多样性的背后，我找到了文化生态学这个工具。“文化生态学”，我不知道这个提法是否合理，表述是否精准。但我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任何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毫无根基地产生、存在和发展，必然是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人际互动等诸多因素互相影响、互相交织的结果；一种文化现象一旦诞生，又会温柔、深刻、持久地影响外部环境，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就是这种客观世界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研究文化根源和文化分类，如果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去做，似乎也更轻松一些。
但文化生态学又似乎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这个理论的古代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也可以坦然地纳入到文化生态学里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文化赖以存在的生态也当然具备这种自然选择的能力，留下来的、能蓬勃发展的，毕竟是那些最符合生态特征的文化。
对于文化命门的追寻，一直若有若无地缠绕在我心头。前不久回到老家，和天下所有的留守老人一样，父母自然很欣喜，母亲还特意做了我自小就喜欢吃的饭。端着饭碗，品尝着久违的味道，我突然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这碗饭，居然让我发现了什么！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母亲的那碗饭于我，虽然不能和释迦牟尼佛当年头顶的那颗菩提树相比，但至少是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虽然，我不是佛陀，更不是牛顿，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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