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2月6日张改香老人下葬的当天，郭柯一起床就看到屋外皑皑雪景，“如果我们没有来，谁知道这白茫茫一片的下面，还埋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他感慨的说。
也就在那一刻，24变成了22，他义无反顾的决定用镜头记录着她们的存在。
郭柯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他模糊地感觉，凭着一点公义、一点私心、一点柔软的感情，应该能让自己坚持下来。
于是，在没有拍摄计划、更遑论拍摄许可证的情况下，他自己掏了路费和租机器的钱，毅然上路。
很多人纵情一生说要追寻人生最有意义的事，不是疲于生活就是败给自己的毅力，而郭柯仅凭的是内心那柔软的感情。
在影片中，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群年轻人对老人的陪伴。当老人们不愿提到“慰安妇”，泪流满面时，没有一个人会进一步去问。
有人问郭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进行不下去怎么办？
郭柯说，“她们就像你的奶奶一样，试问如果有一个记者在旁边问你奶奶当年怎么被日本人凌辱，你想不想抽他？”
最后采访方向不自觉就变了，整个团队默契地一起转型成对老人的陪伴。剧组就住在附近镇上最近的酒店里，团队早出早归，从不拍夜戏，一天最多开机两小时。
团队里的女性工作人员陪老人聊天，导演则主要负责耍宝，有时候还得表演杂技，以博老人一乐。
而这种时候，录音师收录屋前房后的各种真实声音，摄影师就感受环境——影片中最后呈现的许多空镜并非刻意取景，而是真实的生活环境。
我们追寻艺术，却不想生活中每一处的细节，都透露着深情，这样的艺术是任何拍摄技巧也表现不出来的，贵在深情。
在拍摄期间，他们遇到一个老人叫何玉珍总是一言不发、神情恍惚，剧组陪了她一个星期，临走时还给她留了一些物资和款项，看起来有点糊涂的老人忽然很明白地拉着郭柯的手说：“你们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而现在，影片中的何玉珍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细心地陪伴下，终于有老人做好准备要说出自己的遭遇时，当她开始边哭边回忆那个凌辱她的日本人时，郭柯让摄影师关掉了机器。“我不拍了。不想拍，觉得没有必要。”
郭柯明白自己想做的影片并不仅仅为了文献价值，所以他傲娇的说：“我想让下一代看看，那些奶奶有多么可爱。我也想让国际上看看，我们没有生硬地把一段历史挖出来给你们看，而是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保护这些老人、尊重这些老人的。”
很多人说，不想看，太沉重，心会疼，你却没有看到生命有多坚韧。余华了《活着》，他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平凡亦能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