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入古稀之年时，我就开始编辑海内外作家写来的众多尺牍。曾打印后装订成册，后来忙于做“台港澳百年新诗学案”，更重要的是难于找到“婆家”出这类书信，便蹉跎了这么久。直到2019年桂花飘香的季节，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桂子山诗选》出版座谈会上，华师出版社社长周辉挥觉得《当代作家书简》这个选题很新颖，爽快地答应“我来帮你出”。于是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之际，“躲进小楼成一统”，甘当宅男，在自我隔离的春节，“闲”出了成果，将从旧金山、悉尼、首尔、东京、曼谷、香港、台北、北京、上海来的尺牍，足有厚厚的一大册，像鲜花一样插在我早已满坑满谷的书房。

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创作道路，最便捷的方式是读其作品。但作品毕竟是公开出版的，而专门写给收信人的带有私密性的尺牍，是不设防的；甚至有时下笔时非常随意，没有任何顾忌，故研究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读作品，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读读他的书信或日记。我没有收集过别人的日记，但从本书所刊载的书信中，毕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学者的迥异风格。比如同是诗人，写实派的臧克家给我的六十八封信中，从不出现“酒”字，而在美国的台湾现代诗的倡导者纪弦，短短的一封信就两次提到酒，还自诩为“四大饮者”。作家如此，学者也不例外，如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和洪子诚，一个爽朗，一个矜持；一个喜欢和作家交朋友，一个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一个乐于为别人写序，一个对索序者有超强的“免疫力”，洪子诚的书也从未有别人写的序。我原先研究大陆文学，且以研究大陆新诗为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时，和臧克家、公木等众多诗人通信。那时候没有电脑、手机，更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普及，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正因为通讯工具不发达，连打国际长途都要经过审批，所以古人说的“鱼雁往来”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不是挥毫写字而是敲键盘，许多作家可能会至少选择一声铃的电话而不是一张纸。尺牍虽短情意长。

重温这批字字见情的书信，我感到友情的可贵。我在海峡对岸出版了十六本书，每本书的背后都有故事，这些书信便记载了我与他们交往的过程。这些当年还未曾识面的朋友，或及时给我送来急需的资料，或帮我整理文稿，或帮我找到全套的台北《文讯》杂志。去天国多年的台湾作家何欣、刘菲以及还在台北辛勤笔耕的李魁贤，都伸出过他们的援手。这些书信，可说是两岸文学交流的见证。当然这里也有曲折——或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或因文学观的不同产生了碰撞，其中台湾高準等人的书信，便记载了这种交流所走过的不平坦道路。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文人总是未能摆脱贫困，未能一路凯歌。哪怕到了二十世纪，穷文人还是居多。基于这个原因，当年那些境外作家，都不习惯打昂贵的越洋电话，但据说美国的郑树森除外，他跟文友联络，总喜欢“煲电话粥”。我不是他的挚友，从未接过他的电话，故收在本书中他的信件，虽也有，但却像当年的电报那样短。而从八十年代末和我有密切接触的诗人蓝海文，总喜欢从维多利亚海湾那边打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因而本书中他的书信缺席。上面提及的纪弦，喝酒豪爽，写信吝啬，因为是以卖稿为生，故与我通信时在考虑节省邮资的同时，还要考虑节省纸张。他那些飘洋过海、带着异国风情飞到我书桌上的航空信，虽然也带着花边，但其“面积”比郑树森的信要小，且信的内容全都写在信封的反面，折叠起来封好就成了一封信。我每次拆这种不是明信片但其环保作用相当于明信片的“尺牍”时，都非常小心。大名鼎鼎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数次写信均在后面注明“废纸利用，请原谅”。

所谓“废纸”，就是已经用过的打印纸的反面。而作家们寄书，许多人都习惯把别人给他的旧信封翻转过来再用，余光中也不例外。不过，余光中不是经济上的“穷”，而是“穷”于时间，是为了省事，且公家也没有给他配大信封。从写信不仅可以看到文人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状态，也可以从用纸上看到两岸四地文学制度的某种差异，如臧克家的信纸上面赫然印有鲁迅字体且是红颜色的“中国作家协会”，而港台朋友给我写信，大部分用的都不是公家信笺，那怕是在香港某大报当老板的董桥，给我写信用的都是打印纸。由于是私人通信，也可能是为了知名度，有些文人还自印信纸，上有红色的某某信笺字样，连“港化”了的暨南大学教授潘亚暾，也是用自制的“潘亚暾信笺”给我写信。有的台港作家的通讯地址太长，如某区某路某街某巷某楼某号，某号又有“之一”“之二”之别，或A座B座之分，便自刻了通讯地址的长印章盖在信封的下角。这种信封既有手书又有“木刻”，可谓是土“洋”结合，好看极了。在当今邮政濒临下岗的年代，不妨看作是当年文人通信的一种风景。

就《当代作家书简》这本收入近两百位作家书信的风格而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用纯正的中文写成。我还没有接到过台湾作家用闽南话或客家话写的信件。泰国作家和中国台港澳作家给我写的书信，普遍用繁体字。台湾的高準还一再声明，谁给他写信如果不用繁体写名字，即“准”字下面加“十”字，他就不理睬不回信。当然境外作家也不是都厌恶简体字，他们给我写信时有繁简混合的，如余光中的信就有不少简体字，有些还是他自己造的。至于信中的称呼，改革开放前大陆作家给我的信，一律称“同志”，而台港澳作家从不用这个称呼。

面对“封城”后门可罗雀的大街小巷，还有“保卫大武汉”这类带悲壮色彩的红幅标语，正可以给我作关起门来整理书信的“时代背景”。关门谢客本是为了躲避“瘟疫”，另一方面也是把编注书信看作是献给自己的祈祷书，是为了舒缓“封城”后那异常郁闷的胸口，这是作自我精神调整与告别过去再好不过的机会。对我而言，告别过去是告别古稀之年，向耄耋之年大踏步前进。为了不使自己老来寂寞，便不时打开曾被关山(也就是海关)阻隔的书信翻翻。在春寒的夜晚，我一边翻阅，一边欣赏着作家们不同风格的书法。

我衷情地感谢古老的汉字，感谢奇妙的书法，是它们抚慰着、愉悦着在疫情中避世的我。谈及书法，这里有尽人皆知的克家体、光中体、沙河体、董桥体。这些“体”不仅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具体说来，胡秋原的手书如飞沙走石，臧克家的书法似流水行云；丁景唐的书法笔意古厚，钱谷融的书法味厚神藏；余光中的书法力透纸背，黄维樑写字端正强劲；流沙河用笔瘦硬健朗，有耿介之气，董桥的书法发乎性情，渗透着风骨与情趣；张炯的书法存纵逸之气，而孙光萱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杨匡汉的书法翰墨遄飞，刘登翰的草书卧虎藏龙；袁良骏的书法潦草得似天书，李魁贤的书法晦涩得如谜语；陈映真的草书笔挟雷电之势，而郑明娳的书法有点似湘绣；台湾另一女作家涂静怡给我的信，笔触纤细，而颜元叔给我的尺牍，字大墨饱——虽然他们用的都是钢笔或原子笔。也有例外，如香港的曾敏之用毛笔写的信满纸云烟，美国的王鼎钧用宣纸写的信有如一首朦胧诗。在信的抬头上(有些未收进书中)，也是千变万化，诸如：古兄、古公、远公、古先生、古教授、古大侠、远清先生、远清老师、远清老弟、远清教授、远清学友、远清学兄、远清文友、远清诗友、远清道兄、古教授道席、古教授惠鉴、远清先生台鉴、亲爱的古老师、远清吾兄啊……不管什么称呼，我都来者不拒，一一“笑纳”。至于“亲爱的古老师”，那是男性学者写的。还有堪称绝倒的上海某文化名人的粉丝所写的匿名信，不妨也公布出来“奇文共欣赏”。该信开头直呼我“古蓄生”，顿时有大粪浇头之感，再读书信中一再出现的“你这个王八蛋早该三十年前就死掉，×你妈！”的粗鄙词句，顿感写信者在给我上演恐怖片。当然，也有不恐怖挺温馨的，如带雅醇味的“古公”，系北大教授张颐武二十年前的“发明”，这有点抬举我了，但我总觉得这种称呼是不是把我喊老了？《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有一次会上称我为“古大侠”，我连忙说自己不是唐文标，愧不敢当。我想这位先生是想为我取诨名“古大炮”，但觉得有点直露，便借陈映真称我为“独行侠”一词加以改造。“古大师”的谀称，应属新加坡女作家蓉子的专利了，我这回不再笑纳而只能诚惶诚恐地“谢冕”。我有自知之明，她说的应该是“大学老师”的简称吧。至于和我亲近一点的作家，如加拿大的洛夫称我为“远清吾兄”，香港的黄维樑称“老古”，澳门的朱寿桐称“古老”，大陆的洪子诚则称“远清”。

我不仅喜欢阅读文友的书信，而且有收藏尺牍的癖好。比如读者来信，我就很重视，不像某些人看完后就丢到字纸篓里。这些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索字的，有索书的，有索序的，有要我签名寄书的，有托我帮其在海外留学的，有请我帮他在新加坡读书的公子找监护人的。最有戏剧性的是那封高喊“救命”的信。此信“作者”系一位家住湖北农村的读者，她失恋后想自杀，后买到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这“枯荷”稀释了她干枯的心灵，读后用诗倾吐她的满肚苦水，我从中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绝望，便连忙劝她读读舒婷的诗《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她感到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便要求到武汉与我见面，目的是帮她找工作。我回信说自己违背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从未做过官，手中没有权力办这件事，但可以帮她认识一些写诗的朋友。后来果然成功了，从此她感到生活充满阳光，称我为“救命恩人”。这是正能量的。再说一个“负能量”的来信：澳门一位中学教师要写博士论文，希望我能越俎代庖。他明码实价，说一个字一块钱人民币，也就是一万字一万元（这在二十年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万元户”），我想这事有违师德，既无时间更不能做。我研究华文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武汉这个非沿海城市，必须广交文友，才能取得丰厚的资料。我一支笔用来写作台港文学史，另一支笔则用来在信笺上驰骋。读朋友的来信，本是一种精神享受，可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纷飞如雪的信函，我无法与他们书翰往返，这就成了余光中所自嘲的不堪“信托”的人。这不堪“信托”，不仅表现在无法做到有信必复，还体现在遗失了一小批珍贵的书信，如徐迟为拙著《诗歌分类学》作序时，用一个大信封装了用钢笔写的序的原稿，还附了一封给我的信，另有一封给《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的信也误装在里面，可这两封信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未能找到。

编印世界各地朋友写给我的书信，是一种冒险行为，弄不好别人会告我侵权，因而我尽可能取得写信人的授权，但不可能全部做到。这时有人告诉我，鲁迅不是还未经徐懋庸的同意发表其书信，并将其“示众”吗？夏志清编辑张爱玲给他的信，也未得到张爱玲或后人的授权吧。幸好我在这本书中已把不宜公开的内容作了删改，有些还隐去姓名。如果有人要与我对簿公堂，那就“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