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知”基于“科学”的“知”，但又超越甚至“高于”科学的“知”。

所谓“高于”，不是说哲学的“知识”在“天上”，而是说它是一切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的具体知识的“根基”或“基础”，虽不能成为人人同意的“知识”形态，但却构成我们一般去求取真知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

人的卓越与高贵，不是天生，不靠出身，而仰赖于我们自身精神品质或灵魂品质的高贵。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哲学的基因，儿童天生就像哲学家。

生活的艰难与困苦，往往把人拖累在为面包而奋斗的旅程中，使人压抑并泯灭其天性中的哲学需要。但，我们是需要自觉认识到哲学的需要并将哲学需要自觉地予以呵护和涵养。

1

亚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亚里士多德用这一格言来说明哲学的起源。与这句格言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

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哲学问题。

从事哲学活动还必须有“闲暇”。设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哪还会有时间去“诧异”？在古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

海德格尔也说，如果非要追问哲学的用途，我宁愿说：哲学无用。

但求知是人的本性，人类不会先衡量一门学问是否有用再去决定是否继续思考下去。同样，哲学也不会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有所取舍，实际上，你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人说到底就是“哲学的”存在。所以说，哲学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人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

2

芝诺：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

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也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芝诺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有一个故事：一次，一位学生问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呢？”

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在这个哲学故事中，芝诺把知识比做圆圈，生动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接触和思考的问题越多，就越觉得有许多问题不明白，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相反，一个人缺乏知识，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低，就越觉得自己知识充足。

3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奠基人，他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整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永不停息燃烧着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结论。

河水川流不息，当人们第二次原地踏入这条河时，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来的水流了。因为万物皆变，此河流已经不是彼河流了。不错，一切都在变化，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回到过去，与其对着逝去的河流空自悲切，还不如珍惜现在，把握现在。

“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有什么，可是总想到我们缺什么。”叔本华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质。

4

波普尔：

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

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波普尔是20世纪著名的科技哲学家。他对归纳法发出了质疑。

休谟曾提出，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并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也会照样升起。

波普尔说，既然无法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一条理论，认为太阳会升起。如果太阳第二天没有升起，那么这条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仍不能被证伪（证明是假的）。

波普尔由此推出科学理论的划分标准：若某理论可被证伪，这理论即是科学的。

因此，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于是，波普尔从归纳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学的可贵性：科学知识不等于真理，科学知识只是猜想。

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证伪，科学正是因为能够被不断证伪而不断发展。惟有科学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学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证伪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设法最终证实它，因为真理只能不断逼近，而不能最终达到。

5

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一切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数学，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企图用数解释一切。

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

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源”这一超感官对象的有效途径。

可见，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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