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在市中心这个不大的广场上。黄昏的阴影，已经把广场覆盖了一半，再努把力，要不了多久，整个广场，就是黑夜的海洋了。

而此时，日头并没有完全落尽。在残留着的余晖映衬下，伴随着胡琴悠扬的音乐，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依旧陶醉地唱着。

那歌声借着扩音器，在广场上飘荡回旋，丝毫不顾及其他中年人青年人和孩子们或欢乐、或喧闹、或争吵的纷乱嘈杂，就那么执拗地倔强地跟随着、引领着。

老人们还是会选地方的。正午刚过，阳光最为热烈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在一块平坦的、有植被半环抱的，且能够得到阳光最长照拂的、十几平米见方的空地周围，或者站着，或者坐下来。

站着的往往是喜欢唱歌的。岁月不饶人，年纪一大，做什么都觉得力气不够用，唱歌同样如此。只要是站着把歌唱出来，就有了又回到年轻时候的感觉，气力足了，声音洪亮了，自信心也就慢慢起来了。

给歌手伴奏的，大部分就都坐下来，除非是吹唢呐，唢呐也是要用到真气的，自然还是站着吹更得力。要是拉胡琴，就得全程坐着了。

这些拉胡琴的伴奏者当中，老王是拉得时间最长的，也是大家公认拉得最好的。他已经八十五岁了，拉了六十多年的二胡。

因为左手的小拇指被他迷信的母亲咬下了一节，刚开始学习拉二胡时，他只能左手拉弓子，右手抚弦；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已经双手都会抚弦和拉弓子了。

老王随和了一辈子，也痴迷了二胡一辈子。你可以和他乱发脾气，你也可以动他身边除了二胡以外任何的东西。但是，你不能拿走或者弄坏他的二胡，谁如果不信邪这样做了，那个后果，怕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承担不了的。

随和的老王，自然少不了愿意让他伴奏唱歌的人，尤其是那几个爱唱歌的老太太。我认得的就有张姨、李姨还有刘姨。

您猜对了，老王就是我的父亲，他由于脑梗走路不稳，所以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到广场，两个小时后再去广场把他接回来。

张姨、李姨和刘姨都喜欢唱歌，但风格和特点却大相径庭。

嗓门最高最亮的是张姨，一般人用扩音器，可能都唱不过什么也不用的她。很多时候，我去广场接我父亲，离她们唱歌的地儿还老远，那个带着些沙哑的尖厉声音——我不愿意称其为歌声——就不管不顾地冲进耳朵。

除了张姨，还有谁的声音具备这么强的穿透力？等我迈上十几级台阶、转了两三个弯走近了一看，果不其然，就是她！

李姨的歌声则比较规矩，规矩到有些平庸。广场歌手，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头老太太，唱歌到底能不能吸引人，歌声甜不甜美、节奏准不准都是次要的。能够拥有迥异于他人的突出特点才更能博得眼球。

同张姨相比，在这一点上，李姨是落了下风的。

可在我眼里，张姨和李姨的风采加在一块儿，都不及刘姨的一半。

首先，刘姨是最喜欢打扮自己的，也是最会打扮自己的。有时候，她会烫一头卷发，配上一顶黑呢子女帽，帽子边上要么插一朵娇艳欲滴的绢花，要么就别上一根欢快灵动的羽毛，身着一套华丽的礼服，宛若一位出身名门的贵妇；还有的时候，她会将头发染成亮澄澄的金色，再带上一副平光眼镜，嘴上涂着口红，脚上蹬着过膝的黑色皮靴，再穿上一套紧身的裙装，像一名正值妙龄的女郎。

其次，刘姨也是最霸道的。有她在场，任何人唱歌都得排到第二或者更靠后的位置。哪怕你先到，她是后来的，她也要把你硬拉下来。为此，她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打了很多场架。

当然，老年人的所谓打架，不是动胳膊动腿，主要是动嘴。本来是要用来唱美妙歌声的嘴里，因为愤怒，出来的言语之污秽，就连那些擅长骂街的小年轻们都自愧不如。久而久之，原来的还算庞大的“歌友群”逐渐萎缩。萎缩到最后，就剩下了张姨李姨刘姨三姐妹。

张姨李姨不是没和刘姨打过，可不知怎么的，她们的关系竟然是越打越近。她们对刘姨的脾气秉性，由开始的排斥，到了现在不但全盘接受、甚至是有些享受的地步。

难道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病毒，流窜到我们这座小城的广场上来啦？恍惚中的我，总也琢磨不透这其中的奥妙与玄机。

最让我感动的，是刘姨对我父亲的态度。她和我父亲说话，每句开头必称“王老师”，她无论是哪一次来唱歌，必然要给我父亲送礼物。小到一包纸巾，一袋糖果，大到一盒蛋糕，五六斤牛肉。

她每次来广场唱歌，一定是要找我父亲给她伴奏，如果哪天我父亲没有来，她宁可不唱回家。

刘姨的歌声，虽然达不到歌唱家的水平，但放到整个广场里，已经足够傲视中老年歌唱圈了。她自己说过，她活了七十多年，唱歌就唱了六十年。她不会打牌不会下棋不会跳舞，她只会唱歌，她只钟情于唱歌。

她曾对我说过：“要是有一天不让我唱歌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辞职接送父亲到广场拉二胡也有一年多了。我已经习惯了一边扶着父亲、一边在他耳边数着台阶数、而后绕过三个拐弯、来到她们唱歌的小广场、帮他摆好坐垫，安顿他稳稳坐下来，临走再在他耳边告诉他我大概几点钟来接他——这是一套我不用背都忘不掉的完整程序。

所不同的，就是或者我们先到了，那三位唱歌的姐妹后到；或者反之，我们后到，她们先到。

虽然冬天是下雪的季节，但我和父亲一样，是不希望下雪的。下雪是孩子们的欢乐，可对老年人来说，那就是一个禁令，更贴切的字眼，应该叫刑罚。

它把老人牢牢限制在家里，没有出去的自由，没有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

冬季的忍耐力是有限的，它放任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吹照过了十一月，也半推半就地，眼瞅着它们混过了十二月的上半旬。它甚至在大雪，这个最该体现自己权威的时刻，都没有任何动作。

但再过几天就冬至了，仿佛它再不发威，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没办法，下吧。

这大概是我们这座小城，这几年里最大的一场雪了。飘飘扬扬，飞飞洒洒，欢腾的雪花夹带着刺骨的寒气，把我和父亲，连同小城中所有不方便出行的人，统统封锁在了家里。

整整一个月，父亲没有出家门一步。多少次他扒着阳台的玻璃，眼巴巴看着楼下的车辆和行人。他试图说服我，说大道上的雪都被环卫工人打扫净了，有我扶着出门没什么大事儿。

可我还是害怕，怕父亲在这冰天雪地中出哪怕一点点意外。

当我和父亲再来到广场时，地面上已经看不出一丁点儿下过雪的痕迹。仿佛是心有灵犀，张姨和李姨早早地等在那里，她们知道，这么好的天气，她们的王老师是绝对不会荒废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刘姨。

“她摔了。”张姨声音有些凄然地说。

“摔了快一个月了，那会儿雪刚停了没几天，她嗓子痒就想来广场唱歌。她儿子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别出去，她答应得好好的，儿子一走，她就不是她了，结果出门没走多远就摔了，听说摔得挺重……”

不知怎的，我的心里突然像是空了一块。我特别想听刘姨当着我的面，痛痛快快唱几首歌，唱几首都可以，只要她愿意，只要她不觉得累，只要她的嗓子还顶得住。

我不会不听，我不会喊停，永远不会。

我后来又从其他歌友中，详细了解了刘姨的病情：她的腿摔折了，她坐了轮椅，大夫说，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她的余生都将在轮椅上度过了。

她就一个儿子，她的孙子刚刚高三，马上就面临着高考。儿子和儿媳妇不可能为了照顾她辞掉工作，更不可能每天把她送到广场唱歌。

开始的时候，刘姨自己在家，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一个人唱，一唱就是一天。儿子媳妇和孙子回来，她的歌声就成了家里的噪音。

这很好理解，再美妙的歌声，也不能天天听时时听，会把人听烦听崩溃的。

为了儿子媳妇，更是为了即将考大学的孙子，刘姨不唱了。她安安静静坐在轮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儿子媳妇暗暗庆幸，老太太终于消停了。

转过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某一天我多嘴又问起了刘姨，张姨和李姨连同其他歌友像看怪物般的看着我。只是一瞬间，大家原本亮闪闪的眸子，纷纷暗了下去。

“她被她儿子送进精神病院了……”

“刘姨怎么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疯了，春节期间疯的。原本她安静了一个多月，可看到春晚的节目，她突然就又唱起歌了，而且怎么拦都拦不住，怎么停也停不下来。没办法，她儿子强行将她送进了医院，直接就进了精神科。”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张姨眼角的泪光。

是啊，要是我不问，大家都快把她忘了。

我想，大家是想忘掉现在这个还在精神病院的刘姨吧。而那个嚣张的、跋扈的，有时人们恨不得她永远不要出现在这个广场上的刘姨，人们是不会忘的。

毕竟，我的刘姨，那个曾经是这个广场最爱唱歌的女人，她风光过、绽放过。

就像这广场上即将退去余晖的夕阳，那抹余光，总期待会在明天再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