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应有一类酒高度概括了时间单位上的层层特征,但若要问起是否有一种酒能几近贯穿整部酒史,
想必,定然为米酒。
《山海经》中有载: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存在于神话时代的古人,将一株生于诸野的杂草驯服成了可供餐饭的水稻,这无疑是人类朝着征服自然的方向所迈出的一大步。而细数古人对稻米的珍视程度,莫过于要将精挑细选出的糯稻作为祭祀神灵与祖先的贡品敬献。
当稻米在陶釜与陶甑中的常客,7000余岁月之前的河姆渡先民,却早已在太湖平原那片优渥的土壤上发现了酶与微生物结合而生的味蕾秘钥,为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存在的稻米开启了又一道新的门户。中国独有的酒酿文化,也因米酒的出现而进入了新纪元。
这些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稻米与酒具,便是被时间淹没的文明对米酒存续的历史见证。
而由于当时先贤们的过滤技术和提纯技术过于粗陋,致使米酒常常因为酒水中有沉淀物而显得质地显得浑浊,故也被称为“浊酒”。
在《周礼·天官·酒正》之中,甚至将浊酒划分为五类不同的成色:“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
其中,「泛齐」为酒糟浮在酒中,「醴齐」是滓液混合,「盎齐」是白色之酒,「缇齐」是丹黄色之酒,「沉齐」则是糟渣下沉的酒。
米酒的魅力,在于它身上那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仅依托于简易的取材和简练的制作过程,以及24-64小时的简短发酵,便能催生出15°的清甜微醺。
中国的稻作,北起漠河,南至三亚,东到台湾,西抵塔里木,不论是沿海的平原沃土还是海拔近三千米的高原,凡是有水之地,就有水稻栽种,而凡有稻米生长之处,则几乎必有米酒的清香。
并且不同地域的米酒,也因地域特色的差异而不尽相同。在元代蒸馏技术广大之后,浅醉微醺的米酒也随之进阶成了米香型白酒,这种原本细微的差异逐渐显得愈发明显。
不论是桂林的三花酒、东兰县的墨米酒、顺德的红米酒,亦或是郴州的倒缸酒、墨江的紫米酒,都是在米酒肩膀上不断衍化的产物。
但即便如此,被视为粗劣的米酒依旧没有被各式创新的技艺而淘汰,时至今日也依旧会出现在农家或商铺的角落。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顽强生命力与农耕文明的天然相契,才使得米酒数千年来依旧被选择被钟爱。
在《周礼·天官·酒正》中,酒正的职责便是“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并根据用途将酒划为了三类:“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作为当时的酒中之冠,冬酿夏熟的清酒,被士大夫与王公贵族竞相追捧,成为祭祀之酒,但而今却早已在时间洪流之下被掩埋,迄今也只能在典籍中方可窥视一二。
在往后的数千年,米酒虽然几乎从未成为过风行的主流,但却一直以陪衬的姿态流经在不同时代的年轮之中,不曾消泯。
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便跨越了几乎整部酒史,米酒的清甜微醺仍以几近无缺的全貌存续了下来。
先秦时《庄子》中曾有记述:“口惬于刍豢醪醴之味”,后世《说文》中也曾言道:“醴,酒一宿孰也”,不论是对米酒的形体与技艺,亦或是对味道的描述,都与现世一般无二。
而未因文明的递进而消磨的,则必然会成为文明的一部分。
米酒在存续传承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酒水本身的物质性质,进而随着与文明的相契和鸣,承接了普世的意识形态。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简朴的生活与灵魂的安宁,成为了嵇康超越丰饶物欲的向往。品质粗劣,且价格便宜的米酒,也有幸浸染上了隐士的衣袂,成为了闲隐雅致和高洁品质的象征。
王之道在《江城子》中写下的“浊酒一杯从径醉,家纵远,梦中归”,亦让米酒同令古人牵丝梦绕的乡愁相互接续。
浊酒在诗词之中留下了清淡平和的意喻,表达着淡薄高洁、思乡念故和壮志难酬。透过一杯浊酒,从中所看到的不仅是人生百态和离合悲欢,更有千百年来古人寄托于酒水的倾诉衷肠。
兜转至今,浊酒的意蕴所剩已寥寥无几,少有人将浊酒与高洁的志趣挂上钩连,但作为与农耕文明相伴数千年的文化符号,米酒还将恒久代表着农耕文明遗留下的精神根脉。
而对于漂泊异乡的浪人而言,在繁华商场角落,捕获一罐漂浮着玉白色米粒的米酒,仍不失为勾动故乡情怀的最佳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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