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选择了这种信仰和存在，就义无反顾地相信这是存在的。

文│吴春晖

在唯心哲学发展史上，斯多葛学派是难以忽略的存在。在唯物论还未大兴其势之时，自公元前三世纪始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到处是斯多葛的拥护者和提倡者。与中国各个传统学派相比，斯多葛不仅有其国际化的辉煌历史，更有其在新时期的传承之音。这个学派的主张，从公元前开始经历20几个世纪的发展，始终在一脉传承中自塑其流。

与中国古典哲学或者传统文化相对照，更易理解这个学派的发展与流变。斯多葛派认为世界理性（即神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它是世界的主宰，个人只不过是神的整体中的一分子。所以，斯葛多学派又是唯心主义的。它所强调的顺天命、寡人欲的唯心成分尤重。某种程度上，这又是世界大同思想的最初体现，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宣扬人类是一个整体，只应有一个国家，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这种理论难免沦为为马其顿统治希腊服务的工具。

斯多葛派还认为包括奴隶在内的全体人类都受神明律法的辖制。这又和《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异曲同工。只不过在他们眼中，根本之“法”是自然之法和宇宙之法，而非人为的制度羁绊。

从唯心和唯物的面向来讲，宇宙间只有一个大自然的“一元论”和柏拉图所提倡的“二元论”分野严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这种唯心式存在恰好印证了二元论的意义。斯多葛学派的拥护者在时代精神和思想开放方面，又是引领潮流的。他们远比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木桶哲学家更能接受当代文化，而且还对政治异常地关心。

斯多葛派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活跃的政治家，最有名的当属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他于公元121年出生于一个罗马贵族家庭，幼年因父母双亡而被叔父安东尼·庇乌斯收为养子。后来，机缘之下在161年因袭了庇乌斯的皇位。在他执政时期，罗马的自然灾害频繁，战乱连年不断。他多次率军远征平定叛乱，并在军营和远征途中撰写了《沉思录》。这本书阐述了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也流露出想引退去过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愿望。今天来看，这是一本可以拿来当做心灵鸡汤阅读的哲理集。书中那种对自我要求的严苛，简直可以用残忍来形容。

奥勒留也是史上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在他之前，柏拉图通过《理想国》这一有关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也为世人留下了有关哲人与君王的永恒讨论。

李煜证明了文人与皇帝的背离，而奥勒留则证明了哲学家与执政者之间的某种兼容。作为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所重视的自身与整体协调关系的斯多葛主张，以及试图在自然中适应整体的规律而获得自身的最大限度的完善提倡，与奥勒留成为史上著明的智慧君主都是有关联的。

可以说，斯多葛派在漫长的传承中有其明显积极的面向。例如在遵守大自然法则基础上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他们虽然在“外在事物不重要”的观点上和后来的犬儒学派媾和，但总体来说可能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观点和主张相对中性。他们没有异化信仰者去如何极端地面对命运之安排。

学派主旨接近于信仰，而纯粹的信仰最怕被沦为教化的工具。如果每个人都把片面的宿命论用在自己身上，它一定会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工具。

信仰的天敌最可能是科学，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构建的“美好愿望”，与现实条分缕析的解剖是不能相容的。正如斯多葛学派的主张发展到今天，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以及一种公民的“美丽愿望”显然不能和眼前的多样化不相冲突。

他们选择了这种信仰和存在，就义无反顾地相信这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并非不知道可能会有另一种存在，而是他们愿意一直存在于他们所相信的那种存在里，哪怕这种存在是虚幻的。